作者：王朔 （当代）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孩子，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我三十岁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对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那是探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车的检票通知。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朝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软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十三天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学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才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有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年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苏联、波兰轿车。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连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客寥寥。热闹的场面只在特殊的庆祝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生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的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惟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老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老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上和别的同学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先是合法地把自己家的各种锁一一打开，为那些钥匙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我喜欢用一把平平常常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种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柏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钥匙难道不是锁的天敌么？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关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种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啊！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什么样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我有把握不会被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老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老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睡觉他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挂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粼粼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床，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铺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的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现在想来，她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报上常干的那样。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的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道学家们认为她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耳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棉和巴特寮的苏发努克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栋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槁，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皙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没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子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她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混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的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老师喊了一路口号。那天全城各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了，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老师也声嘶力竭变得安静了。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便围上去买冰棍，然后再去追赶队伍，在行列中东张西望吃冰棍蹒跚而行。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下密集的人群默不做声一望无尽。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他们是我的朋友，过去的同学，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们接触的一伙。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嘻嘻地指着我喊：“没劲没劲。”我自动脱离学校的队伍，大大方方走过去，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班里的很多同学看着我，受到老师的催促，走远了。许逊递给我一支“恒大”烟，我便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乜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他们在谈女人，这是个新话题。过去我们混在一起时，只有打架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时谁要和某个女孩子有点瓜葛，不但立刻威信扫地，而且肯定会遭到众人一致的羞辱甚至是一顿毫不留情的暴打，我们认为那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气概的。我仅仅一两个月没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谈起女人时那种恬不知耻的深谙此道真像一个个都是猎艳老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又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人，不但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男朋友，还和一些姑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感到了一种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米兰的名字，但我以为那是另一个人，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他们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家，坚硬凸出的车后座把我硌得十分敏感。在食堂吃晚饭时，我看到他们凑在一桌低声交谈，脸上浮起的那么相像的诡秘微笑，使人感到他们在共同酝酿什么期待什么。我实在难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朋友们乐事之外，但父亲的在场使我不得不作出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他们的父亲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而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
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致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了个浪费的罪名。 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在我出神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一下离桌围着一个系白围裙的战士打起来。食堂里的其他战士没有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荣誉的珍惜，怯懦地手拿饭勺子站在一边看他们的战友遭围殴。这个战士是个很强壮的青年人，但一虎难斗群狼，大概又有入党提干诸问题萦绕于心，并没放手还击，只是抵挡，很快鼻子便被打破了，流出浓稠的血。仍在食堂进餐的管理科干部试图劝阻，但未被理睬，自己也被搡到一边。后来，在食堂工作多年我们从小便吃他做的饭的胖子任师傅出来大吼一声，才骂走了那些 惹事生非的男孩们，他们往外走时脚步十分急促，似乎惟恐避之不及。我慢慢咽下碗里最后的几粒米，站起来往外走，食堂里的大人们都在愤愤不平地谴责这几个肆无忌惮的坏孩子，他们看到我时也怒形于色，院里的大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那时，我父亲已先走一步，否则，他会认为这些谴责同样是针对他的，那样的话，我当真就要为朋友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了。我穿过二进大殿门，走到每到春天便有桃花、梨花和海棠开放的花园的游廊上，迎面看见一个长着狐狸脸的女孩从月亮门旁的那挂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闪出来，沿着游廊向我走来。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女孩，其实服装没什么特别的，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不趁，只是那两把长及肩头的“刷子”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我敏锐地意识到她是来找谁的，当时天色尚亮，花园有不少散步的大人和扎成一堆聊天的规矩的本院姑娘，大家都明白她是来找谁的。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不讳言，书中革命者的无畏和勇气曾使我激动不已心驰神往，虽然保尔·科察金和亚瑟没有亲手打死成排成连的敌人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传奇，但我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确是因他们而激发。而其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断。当保尔最终失去冬妮娅的时候我为他深深地遗憾，而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再次出现时，我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那时我就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我沿着一扇扇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蒙蒙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黝黝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的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种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因为只有她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于猥亵的话。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我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朋友。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令气氛更加活跃。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挨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它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印象。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当夜，我和汪若海结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刷”了两夜了。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的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在游逛。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问他怎么没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开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合璧的要人府邸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朱柱以及院落间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和惊心悸魂。其实那府邸在当时便已很颓败破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鱼池覆盖为暖气管道，殿门上的彩色镂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我怀着忐忑不安和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望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
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他家的偏院内十分静谧，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再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我点着一根烟，坐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了，撂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不净骂着脏话。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嘴里说：“这帮土匪。”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屋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么？”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没有。”我当即否认。“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 “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谬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我变得快活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可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下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吧？”她把脸凑上来盯着我问，一口烟喷到我脸上。“根本不是。”我挥手赶散烟，又向她脸上吐了口烟。“我是我们家挨打次数最多的。”她在烟雾中睁着眼睛笑，鼓足腮帮子用一个手指敲腮帮子侧，吐出一连串的小烟圈，“真看不出你像坏孩子。”她一张嘴说话，烟就全吐了出来，她又吸足了一口，全神贯注地制造烟圈。我真想用两指使劲一捏她圆鼓鼓的腮帮子，来个一气尽吹的效果，想得心里直痒痒，就是不敢真伸手去干。“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我对她解释，“学校老师也都刚见我挺喜欢，后来没一个不讨厌我的。”“你会吐大烟圈么？”她忽然过来，扒着我肩膀，一嘴烟气地问。“不会。”我说，吐了一个，果然不成形。“我会。”她说，在我耳边接连吐了几口烟，但无一成功。“前两天我还吐出一个特大的呢。”她说，很有耐心地坚持吐。她嫌这儿靠近窗户有风，坐到墙角的藤沙发上面朝墙吐。我问她上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她回头告诉我她早就工作了，初中毕业便去郊区一个果园农场当农工，每个月挣十六块钱工资。“我现在是学徒，出师后就能挣三十多块钱了。”她补充说。“那你够富裕的。”我表示对她已经挣工资的羡慕。接着我问她老在外边“飘”，她爸爸不生气么？每天和男的混在一起。“他都气死了，可又没办法。”于北蓓笑着说，“好几次都说不认我这女儿。”“打过你么？”“怎么不打？捆起来打。”于北蓓做了个手脚被束缚的样子。我抓紧时间教育她，“其实你没必要每天不回家，在男的这儿住。我们都挺坏的，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多不好……”“他想打我，可打不着，一打我就跑。”于北蓓听清了我的话，好笑地望着我，“会出什么事？我早出事了，还等到你们这儿再出事？”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烟蒂扔到地板上用脚碾灭，抬头又白了我一眼。我惭愧地低下头。她忽然怒容满面。吃饭的时候，她对我很冷淡，不停地和别人说笑，玩笑开得比昨天晚上更加露骨，使得一屋人兴奋异常，开心的哄笑声几乎掀翻屋顶。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用筷子把菜盘里的肥肉挑拣出来，扔进我盘里，我把那些肥肉又一片片夹到桌上，很快便堆起了白花花、油汪汪的一坨。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这个娘们儿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大家忽拉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分量。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
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谈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么？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怂恿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拧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龇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太没轻重。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我一开口他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眷恋。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实到学校去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为我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是那么肤浅和空洞，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认为已经给了老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中午一放学，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溜走了。路过那栋灰楼时，我只稍稍想了一下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路栏杆上坐成一排，一边吃雪糕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呆着，互相结交，一些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也时常发生在那里。到那儿去的年轻人，不论男女，清一色地穿着军装。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所不可比拟的。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咔叽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显出了面料和颜色的多样化。国家曾为首批授予军衔的将校军官制作了褐黄、米黄、雪白和湖绿的咔叽布、柞蚕丝以及马裤呢、黄呢子的夏冬军服，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带垫肩的威风凛凛的军装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矮小。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官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睥睨众生，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颁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于北蓓和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她和两伙人都很熟识，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大家混杂在一起说话。她看到我很友好地笑，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我也对她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大家像看驶过的“红旗”车一样盯着她看。高洋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追上去一左一右夹着她嬉皮笑脸地和她搭讪。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一声不吭。他们跟她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犹犹豫豫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我们大家看着她笑，高晋对于北蓓说：“你去跟她搭话。”于北蓓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在不远处截住她和她说什么，笑着回头看我们。小姑娘脸红了，看了我们一眼又胆怯地缩回目光。我想她一定会过马路从街对面走掉，可她始终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蓓向我们走了过来。“发给你吧，你们俩聊聊。”于北蓓笑着对我说，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娇羞动人的神态，看年龄她比我还小，正是我在学校常常倾慕的校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儿。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又问她的名字，来王府井买什么东西。她羞得满脸泛红，眼神一个劲躲闪，却始终面带笑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老练，可再往下就没词儿了，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傻笑。她倒很快镇定下来，不再害羞。另一伙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一两句话就说得她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情况的变化，等发现刚才还仨五成群遍布街头的穿军装的男女少年忽然都不见了时，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把我们围住了。我们被带到“儿童电影院”，那儿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押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
于北蓓虽然也提着裤子趿着鞋模样狼狈不堪，但神态像我们一样坚强，不屈不挠。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万分委屈，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我真觉得她给我们这一行人丢份儿，很想回头喝斥她。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屋里已经绕墙一遭蹲满了少男少女，刚才街上神气十足的那一伙伙人大部分都到齐了。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解人，墙边已经蹲不下了，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受到看管民警的喝斥，像割倒的麦子纷纷低下去。就在这时，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臭德性，还涂口红呢！”我回头，正看到米兰在我身后蹲下，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欲滴。她比照片上要高大，后来当我们都站起来时证实了我这个感觉：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这使她看上去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要大得多。后来，我再三端详她后，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她给人的感受犹如西餐中奶油、蕃茄汁掺在一起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说实在的，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更令人陶醉和遐想。有一瞬间我也怀疑她们仅是相像。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她在微笑，是朝蹲在另一边偷偷向她递眼色的于北蓓。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
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我，“就你这松样儿还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霸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干吗？”我说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驯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面前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自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分子。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站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么没来？”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她边和与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进去才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拚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柄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的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的驳壳枪令人羡慕。大家忽拉拉往外走。“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被方方用“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膊少年正在砂堆上练摔跤。“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拚命逃窜的野孩子们赤裸的后背。一辆24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高洋得意地掐着他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咽喑哑，“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抽。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膊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那个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的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伊始便开始竞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我骄傲地挺着胸脯微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趴。我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间间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相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个半大的孩子。在倥偬倏亮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勃起。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屁股上。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溜达，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时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是不惮于单枪匹马的。我克服胆怯的诀窍就是：闭眼。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眸迅速乜了一眼。“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我觉得没必要。”“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又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你过来，小孩。”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地飞跑过去。“你多大了？”她问我。“十六。”我多说了一岁。“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你多大了？”我问她。“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没有，只有一哥哥。”“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保证听话。”“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我 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的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抓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个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或中山公园门口。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不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穿过去时充满屈辱感。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 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的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的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响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我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会，弗如说我是力图摆脱她，就？ 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了，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进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了，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在铺着凉席的床上。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口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一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近没有又认识什么人？”“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我主动拿过煤气灶上的水壶说：“我帮你冲吧。”“行啊，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拧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了一步。“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她擦了一遍地，歪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便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潮湿的头发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燠热，她有几分胖，很怕热，便拉上了暗绿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申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月份。”她嘟嘟囔囔地抱怨。“你会游泳么？”“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哪天表演给你看。”“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的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又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种捉摸不定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没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是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修饰和忸怩作态的。我取下一张她在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衬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色圆珠笔递给我。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略有些诧异地望着我。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以满脑子对她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方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我宿命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在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色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不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渲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个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进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措。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为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当时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真地作出一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着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眠无意裸露出的身体。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我和米兰认识了之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了。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胡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喝冰镇汽水。“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你打算上哪儿玩去？”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的遗憾感到失望。“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喝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澄的汽水。“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去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装和她不认识。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都在午睡。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儿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高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噱，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了，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我根本折不了。”“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我也顺势想从许逊的烟盒里抽一支，遭到他的训斥：”你老蹭烟，从没见你买过。“我觉得他们刷了两天夜后，一个个都变得有点蛮横了。”有什么呀，回头我还你一盒。“我不甘示弱，坚持从许逊手里拿根烟点上。心里直打鼓，生怕他和我翻脸。”你最近都干吗了？怎么老没见？“高洋问我。”找不着你们，自个玩来着。“我作出一副独行侠的样子，”明儿我给你们约了个’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其实我把米兰称为”圈子“，并无这一蔑称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仅仅是当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称。当时没有什么更多更中听的女性称谓，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称为”那女的“。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果然转移到我身上，我也一跃成为在这段时期内有所作为的好汉。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得弄虚作假。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结识并控制了这个”圈子“。我焦急地等待院里下午上班的班车尽快开走，我可不想让我父亲看到我居然和女人有了勾搭。班车准时开走了。我变得有恃无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门口伸着脖子张望。我甚至希望过路的院里同龄女孩子留下来观看我和一个那么高大美丽的女人的约会。约定的时间过了二十分钟，她才在胡同另一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向出现。当时我已经在胡思乱想，把种种意外、天灾人祸都考虑到了，陪我在门口等的卫宁也嘲笑我被”涮“了。这时我看到她，一个箭步窜到大门中央，高举起右臂像欧美港口城市常见的什么女神矗立在那里。她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笔直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放下手臂心情复杂地望着她：我本来期待着她有一个光辉夺目的再现，起码也应该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给我的朋友们一个不亚于我初瞻其风采的同样倾倒才够味儿。可她完全没有体察我的苦心，随随便便在我看来穿得乱七八糟就来了，而且既没打伞也没戴墨镜，一路暴晒脸红得像个煮熟的螃蟹姿色大打折扣——叫我怎么拿得出手？真不喜欢她这么普通，效果全没了。她走近我，脸上露出笑容，”抱歉，我是准时到的，可迷了路，你们这儿的胡同真够难找的。“我挑剔地看着她，一点没显出热情，冷淡地给她介绍卫宁。”你好。“她低头和身材矮小的卫宁握手。我们俩带着她往院里走，她一路看着园林建筑赞叹，”你们这儿真是挺好看的。“路上遇见的大人小孩都对我们侧目而视。她浑然不觉，”这院子挺深，住的人还真不少。“ 卫宁悄悄对我说：”可以，够飘的。“”她今天没好好穿。你没见过平时她的样儿，那才飘呢——否则我哪会拍她！“我们带她到假山，他们全在上面的亭子里抽烟，我发誓他们是看到我们上山后才摆出那么副随意的姿态。高晋一见米兰就说：”我见过你。“别人则都是一副倨傲的样子，他们用拚命抽烟和粗野的举止来掩饰个个心中的激动不宁。米兰无论身高还是块头都大我们这帮包括最粗壮的方方一号，坐在我们之间有点像长颈鹿和一群梅花鹿混在一起。”你是不是和于北蓓一个农场的？“高晋问。”是。“米兰点头，她似乎有点不愿意提起工作的单位。”于北蓓跟我们特熟。“高晋说。”是么，她认识人挺多的。“米兰微笑着掉脸看假山四周的风景，”这假山够大的，那边还有两个亭子。“院里冰棍房的冰棍制出来了，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冰棍车从山下经过。我下山买了半纸盒小豆冰棍，上来分给大家吃。许逊、方方打打闹闹，看到那边亭子里有几个小孩在打弹弓仗，便去一人抢了一把弹弓枪，在假山石、树之间互相射着玩，把小孩追得满山跑。我也到另一个亭子抢了一个小孩的弹弓枪，把他兜里的全部纸弹都搜了出来，领着一帮小孩和许逊、方方展开对攻。我希望米兰受到朋友们的欣赏，如果他们能产生引诱她的念头我更满意。我也希望米兰能对我的朋友感兴趣，希望他们多交谈，增进了解。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地位牢不可破，所以我乐得大方一些，潇洒一些，让别人觉得我这人满不在乎。看到米兰和留在亭子里的高家哥俩从容、饶有兴趣地聊起来我感到欣慰。一个我麾下的小孩按照战斗的原则伏击了方方，用纸弹击中了他的脸，把他打疼了。方方急了，追上小孩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耳刮子，小孩被打哭了，弹弓仗也只得中止。我们几个到另一个亭子里吸烟、喘息。他们看着坐在中间亭子里和高晋、高洋聊天的米兰，轻浮、刻薄地议论：”一看就是圈子，屁股都给操圆了。“我认为他们的评论极不公正，私心觉得连我的感情都给玷污了，可在哥们儿面前是不能为一个女人辩护的，也跟着笑。”你觉得她好看么？“许逊问我。”就那么回事吧。“我仰着脸说。”这种女的天安门那儿一帮一帮的。“”咳，我就是觉得她有钱，每次我们去冰室都是她请我。“”你动了她么？“”你想我会闲着么？“”哎，赶明儿我发你一个。“许逊拍着我肩膀说，”比这可棒多了，特水。“米兰在远处笑起来，头向后仰，满面春风，高晋、高洋则一脸坏笑。隔一会儿，笑声才传过来，他们又在亲热地交谈。米兰比手划脚说着什么，眼睛四处张望，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继续对高晋他们讲。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咱们过去吧？“我对大家提议。”过去干吗？多没劲，还不如在这儿坐着。“方方又和许逊打闹起来。他们互相较着膂力，站起来撕掳着到亭子中间，最后方方把许逊胳膊拧到身后笑着问：”服不服？“许逊一臂别在身后转着圈地跳着大声喊：”服了服了。“方方刚松开手，他又反扑上去锁住方方的喉咙，一边喊我：”快上来帮一把。“我把烟叼在嘴里，上前按住方方拚命往后捣的一条胳膊，把他的手腕反拧过来，一边用脚使劲踢他的岔开撑在地上的一只脚。那只脚终于被我踢松，方方失去平衡，坐了个屁股墩儿。我和许逊松开他，撒腿就跑，直奔中间亭子，方方在后面追。我们笑着跑进中间亭子，方方也追到了。我先告饶：”服了服了，别闹了。“ ”弹个钵儿。“我伸出脑袋让他在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擦着汗在米兰身边笑着坐下看他去追许逊。他在另一个亭子的石阶前追上许逊，拧得他”哎哟哟“乱叫地押回来。”跟大家说服了——大声点！“”服了！“许逊一跳老高。米兰笑着看我们闹，听到高晋说什么，头往前一凑竖起耳朵：”你说什么？“”哪天你弹段琵琶给我们听听。“”行啊。“她坐直说，”哪天我把琵琶背来。“”你要会拉小提琴就好了，我爸爸他们军文工团就缺小提琴。“”会弹琵琶不能拉小提琴么？“卫宁问。”两回事。“米兰说，”一个是弹拨乐器，一个是弦乐，使弓子。“”你可别去他爸他们军的文工团。“许逊说，”一去先得叫他爸糟踏了。“米兰光笑，高洋就抓住许逊胳膊，问方方：”是不是还得治他？“许逊跳开逃到一边，”胳膊都拧脱环了。“又对我说，”你说他爸是不是比他们花？“”没错，花得厉害。“我笑说。高洋追打许逊，反被许逊一路各种勾拳、摆拳打过来，”来呀，来呀。“高洋也以各种拳击动作招架，两人花拳绣腿来来往往比划了几个回合，笑着收势凑在一起点烟抽。高洋手里甩着烟坐回来说：”真花的其实是方方他爸，你爸是不是为作风问题降过级？“”你算了吧，我爸哪有那本事。“方方说。”反正我知道你爸两老婆，你在老家还有一个大哥。“”那卫宁他爸还娶过仨呢，其中一个还是地主的闺女。“”爸都死了，还说他干吗？“”死了也得批判那思想啊。“大家笑说。”你想当兵啊？“我问身边笑吟吟倾听的米兰。”嗯。“她淡淡地说。”干吗不考’战友‘呢？“”我还考总政呢。“我讨了个没趣儿，讪讪地不吭声了。”哎，你会弹琵琶，那也一定会弹吉它吧？“许逊冲米兰说。”那倒行，拨几个和弦伴唱没问题。“”那我家有把吉它，我拿来你给我们弹首《山楂树》吧。“”得得，你闹不闹啊？“我说许逊。”晚上吧。“高晋盯着米兰说，”晚上你别走了，咱们到假山来唱歌。“”你不能晚上不回家吧？“我问米兰。”那倒无所谓，我今天出来倒是和家里说了回农场。问题是我晚上不走住哪儿啊？“”这你放心，我们这儿可有的是地方住。“许逊笑着说，”你愿住谁家都行。“”那我挑一家吧。“米兰笑。”就挑我吧。“许逊拍着胸脯，”我那儿凉快。“大家便笑，米兰也随着笑，给了许逊近乎一个媚眼。”哎。“她扭头对我说，”你家能洗脸么？我觉得我脸上特脏，风吹了一下午。“”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要在我们这儿住？“路上我埋怨她。”怎么啦？不好么？“”当然不好了。“我提高嗓门说。进了家门给她打洗脸水，暖瓶里已没多少热水，我往盆里倒的时候不留神把水碱也倒了进去，”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什么人？“”我看你们院小孩一个个都挺老实的。“她撩着上面那层干净的水洗脸，攥着香皂骨碌碌滑转，涂了一手香皂沫儿，仔细地搓洗十指，”听你说还以为他们多坏呢。“”你以为呢，噢，坏非得写在脑门上？“她不做声，开始洗脸。”你是不是常在不认识的男的那儿住？“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时，忍不住讽刺了她一句。她怔了一下，接过毛巾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擦脸，”你生气了？“”没有。“我气乎乎地说，”就是觉得……“我想说她轻浮、贱，又觉得这么说太重了，弄不好会把她得罪了，转而问：”高晋都跟你聊什么了？“”没聊什么，就说我想当兵他可以帮我。“”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你从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次见他倒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瞎聊呗，就说起来了。要不干吗？干坐着？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自己和小孩去打弹弓仗，还说呢。“她这么一说，倒说得我怪舒服的，不禁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我哪好意思跟你多说话呀。“”那有什么？咱俩也没别的什么关系。“她在窗台上的擦脸油盒子里挑，”哪个是你妈使的？“我指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她打开盖子嗅了嗅，挖了一指头涂在鼻尖、额头、双颊上。”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一下他呗。我真是挺想当兵的，从小就想，可惜我们家是地方的，没路子。“她把星星点点的雪花膏揉开，回头问我：”你说他会帮我么？“”会吧。“我说，”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得怎么样？“”问题是我琵琶弹得一般。“她笑着转过身来冲我说。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石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
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你跟我来一下。”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进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想。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你爸爸走了？” “走了，你进来么？”“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笑说，“你爸真厉害。”“他跟你厉害了么？”“那倒没有，态度还挺和蔼。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他了？”“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色，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我抱有殷切的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的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吊着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尼！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朗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苏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所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管自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了磷质晶体。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加入进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眼睛鼓励我。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在歌唱时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色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不堪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彻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然，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大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萄，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衔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海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踩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转过头来却粲然笑了。白塔极为耀眼、硕大无朋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小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停颤动的下巴在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粘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人的房门，蹑手蹑脚在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用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油”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西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果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一遭芬兰浴。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排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司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相，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万籁俱寂都会使我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山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定国土防御计划的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去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方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炖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小，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项。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身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个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他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 .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话，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了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人，由于久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和感受：他们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楼顶层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户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坐标。他在那扇窗户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备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疸呈现出来。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至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走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同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就像我们之间现在那样。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的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时，他本来可以像德帕迪厄那样成为令妇女既崇拜又恐惧的电影明星。现在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成功的小商人之一。当时，确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的互相吸引和彼此迅速接近。米兰来到我们院不再先找我，而是直接到高晋家去。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到来，偶然串门到高晋家，才发现她来了好半天了，两人正聊得开心。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只有坐在一边听的份儿，插嘴便显得挺不知趣，往往把他们谈兴正浓的聊天突然打断，两个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然而神态怔怔地望着我。他们都挺照顾我。我在场时高晋就不特别多和米兰交谈，巧妙地尽量使话题跟我沾边，以使我加入谈话。有时还主动向我预告，“明天米兰来，你也一起来吧。”米兰也有意对我另眼相看，坐在高晋家和他聊天时看到我进来，立刻表露出极度的欢慰，这表态常常成为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兴高采烈。还要高洋或者高晋本人证明：“特想你。”“听说你一会儿来特高兴。”她对我一贯持友爱、亲热的态度，连笑容都是那么始终如一的甜蜜。对高晋则往往不客气，公开嘲笑他过火的豪迈与奔放。为他某一句不慎的言行，认真吵过几次架，生过几次气。有时还指使他跑腿，为她买些她临时想起来要用要吃的东西。当我和高晋发生争执时，她便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逼着高晋对我让步。对这一切，高晋虽然也不满也抱怨甚至不予理睬或消极不执行，但从没真动过火。他的脾气变得柔顺了，连汪若海有时挤兑他，他也微笑听着不吭声。那天，我们去新侨饭店吃饭，米兰和我们在一起。吃完离桌刚要走时，靠门口窗边坐着一桌大汉中的一个招手叫米兰过去。那是一个著名的属于“老泡”一级的“顽主”和他那同样著名的一伙。此人在北京以好勇斗狠声闻九城，事迹近乎传奇，很多名噪一时的强徒都栽在他手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崭露头角，“玩”了近十年，长胜不衰，令我们这些小坏蛋十分敬畏。我没想到米兰居然和他认识，而看样子还很熟。她过去站着和那人说话。那人坐着，岿然不动，面无表情，仅嘴皮蠕动，似乎在问米兰什么。米兰回答时板着脸，眼神凛然。他们说了几句，米兰便傲然离去。那人脸色灰黯，低头不语。我们正要走，他忽然又抬头伸出中指指高晋，“你，过来。”当时我们便一起站住，个个心里紧张起来。米兰已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冲那人喊：“你要干吗？”那人没理米兰，再次叫高晋：“你过来。”“你别理他。”米兰对高晋说。“去，滚一边去，臭圈子！”那桌中的另一人粗鲁地骂。我至今难忘米兰遇辱不羞的坦然面容，那是我们很多男人都很难做到的。高晋也很镇定，惟一可以看出他心中不平静的就是他双目炯炯。他向那桌人走去。犹如被一根线扯着，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西部片坐在小酒馆里默默饮酒的带枪牛仔眼中一下认出了那种目光。当时每一秒都可能骤然爆发一场血腥的斗殴，一个眼神就会引发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出门携带菜刀和军刺了。装着凶器的军用挎包就吊在我们脖子上，带子缩得很短，位置正在胸前，瞬间便可以抽出砍杀。方方已经把手伸进挎包内了。旁边几桌吃饭的男女纷纷转过头来紧张地盯着我们，餐厅里一下安静下来。 高晋大概还认识那桌中的一个人，他和那人点头打了个招呼。“你叫高晋？”那人冷冷地扫了高晋一眼，声音平淡地问。“是。”高晋不卑不亢。“米兰你现在带着呢？”高晋没回答，只是盯着那人。这时，邻桌过来一个既和我们认识也和那伙人熟识的小个儿，满脸堆笑对高晋和那人说：“怎么，你们还不认识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没你事。”那人不客气地说，挥挥手，像轰一只苍蝇。小个儿没再多说一句话，回到自己坐的那桌，喝着啤酒愤愤地看着这边。“没事，就是问问。”那人把嘴上燃着的烟拿下来，一手去端酒杯说。“没事我们就走了。”“噢，再见啊。”那人抬起夹着烟的手致意，他和同桌人继续刚才聊的话题。他始终没看我们其他人一眼。餐厅里又恢复了热闹、嘈杂的气氛。我们脸红扑扑地走出餐厅转门，米兰正站在台阶上出神，转身神情冷漠地看了我们一眼。十几年后，也就是我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我在一次朋友请客的宴席上又见到这人。他如今已是一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人胖了三圈，西服笔挺，还戴了近视眼镜。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数他话多嘻嘻哈哈，俨然活宝，跟服务小姐也开玩笑。他对我提起的这段往昔小插曲完全记不得了，说这种事经得太多了。我又问他米兰，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狂我也敢铲他。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你丫够肥的。”我打量着身穿泳衣的米兰说。“是不是腰特显粗？”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除了脚丫沾了消毒液湿淋淋的，周身皮肤都很干燥，站在幽暗的游泳馆内仍白得晃眼，像头刮得干干净净的大白猪。游泳池边已经有些人在跳水，身体溅入池水在高大的馆内发出响亮、空旷的回音。
“何止是腰，您瞧您那肚子，您那膀子。”我伸手在她肩背处狠心地捏起厚厚一把，“再瞧您这背——够出口的了。”？
她躲开我，笑着说：“肉是多了点——你说我穿这游泳衣好看么？是不是太暴露了？”
她拽拽游泳衣的肩带，低头看看自己，两脚并拢笔直站着笑吟吟地望着我等待评价。她穿了件那时罕见的红色尼龙游泳衣，曲线毕露，应该说很动人，可我说：“傻波依似的。”“你就不会说句好话？”她笑着白我一眼，撇下我，迎向正哗哗趟着凹池中的消毒水从男更衣室出来的高晋。他们俩说说笑笑向游泳池边走去。从后面看，他们俩高矮相当，一个宽肩窄臀，一个体态丰腴，像广告中的情侣一样般配。许逊、方方等人也趟着水陆续从更衣室里出来。许逊问我：“你怎么不下水游？”“你瞧米兰。”我用恶毒的目光盯着娉娉婷婷的往前走、在一池碧水的游泳池白瓷砖边沿站住的米兰。不知是游泳衣就那么设计的还是她体形的关系，她像刚经过翻腾动作的体操运动员紧紧夹着的那块三角布，两侧各垂下沉甸甸的婴儿脸蛋般的一坨。高晋已经坐下，手撑着池边两腿伸进水里划动，仰头和米兰说话。“体形真难看，跟生过孩子似的。”大家笑，纷纷往游泳池走去。我不依不饶兀自恨恨地说：“一脱了衣服就现了。”高晋“豁喇”入水，摆动两臂在清澈透明的水中像条鱼似的摇头摆尾轻快地向对岸游去。他在什刹海少年体校游泳班训练过，游泳姿态无懈可击，在整个游泳馆里正在游的人中也是出众的。 我从另一侧扶梯慢慢下到水中。那时我刚学会游泳，只会一种姿势：蛙泳。而且极不标准，不会入水换气，只能像鹅那样仰着脖子游。我想起自己对米兰的吹嘘，只好尽可能在游时避开她的视线。游泳池里来回横渡的人很多，我常常要踩着水等面前的人游过去再继续笨拙地前进。米兰坐在池边两手支撑耸着双肩专注地看池中来回游动的人。高晋踩着水抹着脸上的水挥手叫她下来，她笑着摇头拒绝。高晋游到池边拽着她一只手把她拉进水中，溅起一片水花儿。我在远处缓缓游动着都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当我吃力地溯水游转回来的时候，看到米兰在水中搂着高晋的脖子，笑叫着讨饶，高晋带着她向水深处游去，两手划着水，身子一耸一耸的。 他解开环绕着他脖子的米兰的胳膊，米兰沉入水中。我手扒着马赛克池槽，泡在一群小女孩中间喘息着向对岸望去。米兰浑身湿淋淋的，撅着屁股往岸上爬，浸了水的游泳衣格外鲜艳。高晋在下面托了她一把，她才在池边转身坐定，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上，大口喘着气笑？ .她在放声笑，嘴巴像个大瓦数的扬声器。他们都聚在那一带池中玩，打水仗，互相灌来灌去，站在岸边倒栽葱式的跳水。高洋和方方到池的顶端跳水台上燕式入水，比赛自由泳，激起一路水花。米兰等人真诚地为他们鼓掌喝彩。
我为他们没注意到我的缺席深感痛心。我离岸向他们游去，当接近池边时改为仰泳，这种仰式蛙泳我掌握得还算好，不致太露怯。我游到池边翻身立起时，坐在池边的一排人正笑着一起扭头看许逊和方方在水中的打闹，他们击起的水花溅到我脸上。“我游了差不多十圈。”我对汪若海说。“是么。”他眼睛不离纠缠在一起的许逊、方方笑说。“你游得挺好的，我看见了。”米兰弯腰对我说。我没理她，贴着池边游到中间的扶梯上岸，光着脚“啪嗒啪嗒”地向他们身后走过去。高晋附着米兰耳朵说什么，米兰边听边点头。一束许逊击起的水柱射到坐在池边的人身上，她向高晋肩头躲了一下。我走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进水里，站在那儿哈哈大笑。她猝不及防，张开着手跌入池中，笔直地灭顶消失在水下，长长的头发水草般地在水面飘浮四散。她闭着眼，大张着嘴吐着水从水下钻出来，头发迅速熨贴光滑地顺颈披下，一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抓住高晋伸出的手。高晋一倾身把她拉上岸。她喘过气来便站在岸上大笑，对我说：“你真坏。”我厌恶地看了眼她那副水淋淋、皱巴巴的嘴脸，带着一脸冷笑走到一边坐在汪若海身边。正在微笑的高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毋须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这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因而似乎并不真实。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者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如此这般，当我面对我自己原先那个貌合神离的形象运笔时，我感到一种强制性的扭曲，需要付出极大的令人不快的毅力才能保持住真实，就像骑着一匹劣马踩着铁道线上的枕木行走。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常常搞得她很难堪。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光彩照人的风姿。我发现了她脸上的斑点、皱纹、痣疣和一些浓重的汗毛。她的颞侧有一个甘草片大小的凹坑，唇角有一道小疤痕；她的额头很窄凹凸不平地鼓出像一个猩猩的额头，这窄额头与她肥厚的下巴恰成对比，使她看上去脸像猫一样短。她的鼻子正面看很直，很挺拔，但从侧面看则被过于饱满的脸颊遮住多半，加上前翘的下巴和突出的额头整个是个月牙脸。另外她的腰身过粗，若不是胸部高耸如同怀了三个月孩子的肚子便要和胸部一样高了。与她沉重的上身比，她的两腿像赛马一样细，却又没那么长而矫健。这使她徐步而行时给人一种不胜负担之感，像发胖的中年妇女一样臃肿、迟缓。再有就是她的笑，微笑时尚属可人，一旦放声大笑，那嗓音就有一种尖利、沙哑和说不出的矫揉造作，浪声浪气，像那种抽烟嗜酒的卖笑妇人的抖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的眼睛也很不老实，虽然从外观上无可非议，但里面活跃跳动无一不是娇媚，甚至对桌椅板凳也不放过。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感情用事，我也曾试图客观地看待她，但我愈仔细端详她，这些缺陷和瑕疵便愈触目惊心。我甚至能闻到她腌杂的嘴中呼出的热烘烘的口臭和身上汗酸味儿。有一阵，我还怀疑她有狐臭，这个怀疑由于太凭空无据我不久也放弃了。但我有确凿的证据认定她有脚气，她夏天赤脚穿凉鞋，脚趾间和足后跟布满鳞状蜕皮。叫人恶心。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我。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我嘲笑她的趣味，她的打扮，她的偏爱清淡菜肴的饮食口味也成了我取笑她的借口。“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她吃得多时我这么说。“你怎么吃这么少？装什么秀气！”她吃得少时我如此道。我们一见面就吵，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挂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用轻蔑的眼光看对方。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转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猥亵形容和凶狠詈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了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了起来，活泼了起来，可以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学活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
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呢？”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过是进工厂。”“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以接着进技（妓）院了么？”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回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个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了？”她抽出硬币告诉了我。接着我问她第二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旁听的人轰然大笑。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的，一把揪住我，质问我：“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是开玩笑么？”“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给你挠痒痒都算不上。”“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脸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既不畏缩也不动摇，坚定地屹立在她面前，不知不觉踮起了脚尖。她叹了口气，收回目光转身走了。“你不是不来了么？怎么又来了？”我一进“莫斯科餐厅”就看到米兰在座，矜持谨慎地微笑着，不由怒上心头，大声朝她道。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我们不同年，但同月同日，都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祖国解放日”那天。“我叫她来的。”高洋对我说。“不行，让她走。”我指着米兰对她道，“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我说着就要过去，被许逊拦住。“我还是走吧。”米兰对高晋小声说，拿起搁在桌上的墨镜就要站起来。高晋按住她，“别走，就坐这儿。”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让她不走行不行？”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高晋从没说过一句帮米兰腔的话。就是闹急了，也是高洋、卫宁等人解劝，他不置一词。今天是他头一回为米兰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她，我就跟谁急——她非滚不可！”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 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插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只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有一秒钟，我们两张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 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再有一个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像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个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次认识就是伪造的，我根本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北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去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粹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的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弹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在一起，冲她而发的。斯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种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他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资证明她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的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办？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音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你忍心叫我放弃么？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有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迪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梨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必追究了。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同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恨：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我满心不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人。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我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一旁催促。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我站住了。“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旁。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排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我从这种亲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地呆望。“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点感激涕零呢。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习，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拨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来搪塞了。
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进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儿，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她在那边回答：“过来吧。”“我们真的过去了？”“你们就真的过来吧。”“汪若海，你别偷看呀。”卫宁故意大声叫。于北蓓也大声说：“要看过来看，看得清楚。”后来，我们洗完了，鱼贯而出穿过外间浴室去更衣房。她站在黑洞洞的浴室里边的一个正喷着水的龙头下喊：“谁过来，我就喊抓流氓。”我们笑着头也不回地走出浴室。我在行进间偷偷觑了一眼，只看到一个苍白的影子，但这已经足以使我心惊肉跳了。从澡堂出来，卫宁和汪若海走在前面，我和于北蓓走在后面，我对浑身散发着清凉气息的她小声说：“晚上我去找你。”她捏了捏我的手，容光焕发地看我一眼。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卫宁家和他们聊天，于北蓓已经进里屋先睡了。熬到四点多，天都快蒙蒙亮了，我才把汪若海熬回家，卫宁也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困得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我也不回家敲门了，就在他这儿忍到天亮。我关了外屋灯，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假寐，直到确信卫宁已经睡着了，才悄悄起身，摸进里屋。里屋光线昏暗，于北蓓躺在床上的身影很模糊。她也睡着了，微微发出鼾息。我站在床前看着她一动不动的平静睡相，伸手捅捅她。她翻了个身，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谁呀你是？”“小点声。”我俯身上前把脸凑近她。她认出了我，闭上眼往里翻身给我让出个地方，“你怎么才来？聊什么呢那么半天听到外屋叽叽呱呱地笑。”我上床，扳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翻过身，对我嘟哝，“我困死了，你先让我睡会儿。”“再睡天就亮了。”我贴着她耳朵小声说。“那你随便吧，我真是困得睁不开眼。”她闭着眼睛睡了。我稍稍懊恼了片刻，又振作起来，上去亲亲她的嘴，她微微一笑。我动手深入，总不得要领。“真笨。”她说了一句，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又继续睡去。我捣鼓半天，终于把她捣鼓得睡不成了，睁眼翻身对我说：“你真烦人。”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于北蓓悄无声息地靠墙睡着，毛巾被裹在身上。我下床悄悄溜走，卫宁还没醒，在外屋的沙发上打着呼噜。我觉得我亏了！每当看到米兰和高晋、高洋他们说说笑笑从假山、游廊和花园走过去盯我一眼或淡淡笑笑，我这吃亏的感觉就格外强烈。我干吗把和她的关系搞得那么纯洁？我完全有机会在她身上打下我的烙印，可我都干了什么？连手都没拉一下。从和于北蓓共度那一夜起，我便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那时我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那天我一直跟踪着她。她在高晋家闲坐，我就站在楼上的栏杆柱旁监视着院落的出口。他们一行去“六条”的小饭铺吃饭，我就隐身在饭铺隔壁的副食店里。她和他们在里面吃了很长时间饭，出来又站在街边自行车铺门口说了会儿话，然后看到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她便和他们告别，上了公共汽车走了。等高晋他们进了胡同，我便从副食店出来，骑上搁在居委会门口的自行车沿着北小街奋力骑去。在“演乐胡同”口我追上了那辆公共汽车，然后一直隐在骑车的人群中尾随。过了“禄米仓”站，我看到她在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上坐下。她和很多人一起在北京站口下了车，然后上了长安街，上了一辆1路公共汽车。我跟着这辆1路车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和西单，看到北京饭店新楼前扒在铁栅栏上看自动门开合的外地人，广场上飘扬的国旗和照相的人群，那时姚锦云还没有驾车冲撞人群，广场上没有设置任何围栏和隔离墩。我经过电报大楼时，大楼上的自鸣钟正敲12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长安戏院”刚散了一场电影，人群拥挤着占了半条马路，人们谈论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风采。那天晴空万里，我一路骑行心旷神怡。
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了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你觉得这样有劲么？”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地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弛的轮子。我眼前晃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路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上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场游泳池跳水。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泳池的如渊深邃和狭小。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面“呼”的一声便失聪了，在一片鸦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的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坚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阳光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学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凶狠的咒骂。？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沉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池中。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致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了个浪费的罪名。 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在我出神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一下离桌围着一个系白围裙的战士打起来。食堂里的其他战士没有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荣誉的珍惜，怯懦地手拿饭勺子站在一边看他们的战友遭围殴。这个战士是个很强壮的青年人，但一虎难斗群狼，大概又有入党提干诸问题萦绕于心，并没放手还击，只是抵挡，很快鼻子便被打破了，流出浓稠的血。仍在食堂进餐的管理科干部试图劝阻，但未被理睬，自己也被搡到一边。后来，在食堂工作多年我们从小便吃他做的饭的胖子任师傅出来大吼一声，才骂走了那些 惹事生非的男孩们，他们往外走时脚步十分急促，似乎惟恐避之不及。我慢慢咽下碗里最后的几粒米，站起来往外走，食堂里的大人们都在愤愤不平地谴责这几个肆无忌惮的坏孩子，他们看到我时也怒形于色，院里的大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那时，我父亲已先走一步，否则，他会认为这些谴责同样是针对他的，那样的话，我当真就要为朋友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了。我穿过二进大殿门，走到每到春天便有桃花、梨花和海棠开放的花园的游廊上，迎面看见一个长着狐狸脸的女孩从月亮门旁的那挂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闪出来，沿着游廊向我走来。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女孩，其实服装没什么特别的，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不趁，只是那两把长及肩头的“刷子”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我敏锐地意识到她是来找谁的，当时天色尚亮，花园有不少散步的大人和扎成一堆聊天的规矩的本院姑娘，大家都明白她是来找谁的。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不讳言，书中革命者的无畏和勇气曾使我激动不已心驰神往，虽然保尔·科察金和亚瑟没有亲手打死成排成连的敌人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传奇，但我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确是因他们而激发。而其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断。当保尔最终失去冬妮娅的时候我为他深深地遗憾，而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再次出现时，我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那时我就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我沿着一扇扇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蒙蒙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黝黝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的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种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因为只有她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于猥亵的话。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我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朋友。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令气氛更加活跃。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挨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它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印象。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当夜，我和汪若海结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刷”了两夜了。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的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在游逛。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问他怎么没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开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合璧的要人府邸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朱柱以及院落间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和惊心悸魂。其实那府邸在当时便已很颓败破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鱼池覆盖为暖气管道，殿门上的彩色镂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我怀着忐忑不安和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望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
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他家的偏院内十分静谧，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再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我点着一根烟，坐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了，撂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不净骂着脏话。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嘴里说：“这帮土匪。”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屋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么？”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没有。”我当即否认。“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 “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谬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我变得快活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可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下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吧？”她把脸凑上来盯着我问，一口烟喷到我脸上。“根本不是。”我挥手赶散烟，又向她脸上吐了口烟。“我是我们家挨打次数最多的。”她在烟雾中睁着眼睛笑，鼓足腮帮子用一个手指敲腮帮子侧，吐出一连串的小烟圈，“真看不出你像坏孩子。”她一张嘴说话，烟就全吐了出来，她又吸足了一口，全神贯注地制造烟圈。我真想用两指使劲一捏她圆鼓鼓的腮帮子，来个一气尽吹的效果，想得心里直痒痒，就是不敢真伸手去干。“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我对她解释，“学校老师也都刚见我挺喜欢，后来没一个不讨厌我的。”“你会吐大烟圈么？”她忽然过来，扒着我肩膀，一嘴烟气地问。“不会。”我说，吐了一个，果然不成形。“我会。”她说，在我耳边接连吐了几口烟，但无一成功。“前两天我还吐出一个特大的呢。”她说，很有耐心地坚持吐。她嫌这儿靠近窗户有风，坐到墙角的藤沙发上面朝墙吐。我问她上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她回头告诉我她早就工作了，初中毕业便去郊区一个果园农场当农工，每个月挣十六块钱工资。“我现在是学徒，出师后就能挣三十多块钱了。”她补充说。“那你够富裕的。”我表示对她已经挣工资的羡慕。接着我问她老在外边“飘”，她爸爸不生气么？每天和男的混在一起。“他都气死了，可又没办法。”于北蓓笑着说，“好几次都说不认我这女儿。”“打过你么？”“怎么不打？捆起来打。”于北蓓做了个手脚被束缚的样子。我抓紧时间教育她，“其实你没必要每天不回家，在男的这儿住。我们都挺坏的，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多不好……”“他想打我，可打不着，一打我就跑。”于北蓓听清了我的话，好笑地望着我，“会出什么事？我早出事了，还等到你们这儿再出事？”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烟蒂扔到地板上用脚碾灭，抬头又白了我一眼。我惭愧地低下头。她忽然怒容满面。吃饭的时候，她对我很冷淡，不停地和别人说笑，玩笑开得比昨天晚上更加露骨，使得一屋人兴奋异常，开心的哄笑声几乎掀翻屋顶。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用筷子把菜盘里的肥肉挑拣出来，扔进我盘里，我把那些肥肉又一片片夹到桌上，很快便堆起了白花花、油汪汪的一坨。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这个娘们儿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大家忽拉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分量。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
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谈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么？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怂恿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拧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龇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太没轻重。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我一开口他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眷恋。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实到学校去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为我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是那么肤浅和空洞，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认为已经给了老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中午一放学，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溜走了。路过那栋灰楼时，我只稍稍想了一下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路栏杆上坐成一排，一边吃雪糕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呆着，互相结交，一些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也时常发生在那里。到那儿去的年轻人，不论男女，清一色地穿着军装。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所不可比拟的。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咔叽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显出了面料和颜色的多样化。国家曾为首批授予军衔的将校军官制作了褐黄、米黄、雪白和湖绿的咔叽布、柞蚕丝以及马裤呢、黄呢子的夏冬军服，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带垫肩的威风凛凛的军装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矮小。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官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睥睨众生，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颁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于北蓓和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她和两伙人都很熟识，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大家混杂在一起说话。她看到我很友好地笑，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我也对她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大家像看驶过的“红旗”车一样盯着她看。高洋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追上去一左一右夹着她嬉皮笑脸地和她搭讪。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一声不吭。他们跟她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犹犹豫豫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我们大家看着她笑，高晋对于北蓓说：“你去跟她搭话。”于北蓓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在不远处截住她和她说什么，笑着回头看我们。小姑娘脸红了，看了我们一眼又胆怯地缩回目光。我想她一定会过马路从街对面走掉，可她始终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蓓向我们走了过来。“发给你吧，你们俩聊聊。”于北蓓笑着对我说，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娇羞动人的神态，看年龄她比我还小，正是我在学校常常倾慕的校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儿。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又问她的名字，来王府井买什么东西。她羞得满脸泛红，眼神一个劲躲闪，却始终面带笑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老练，可再往下就没词儿了，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傻笑。她倒很快镇定下来，不再害羞。另一伙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一两句话就说得她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情况的变化，等发现刚才还仨五成群遍布街头的穿军装的男女少年忽然都不见了时，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把我们围住了。我们被带到“儿童电影院”，那儿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押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
于北蓓虽然也提着裤子趿着鞋模样狼狈不堪，但神态像我们一样坚强，不屈不挠。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万分委屈，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我真觉得她给我们这一行人丢份儿，很想回头喝斥她。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屋里已经绕墙一遭蹲满了少男少女，刚才街上神气十足的那一伙伙人大部分都到齐了。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解人，墙边已经蹲不下了，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受到看管民警的喝斥，像割倒的麦子纷纷低下去。就在这时，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臭德性，还涂口红呢！”我回头，正看到米兰在我身后蹲下，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欲滴。她比照片上要高大，后来当我们都站起来时证实了我这个感觉：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这使她看上去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要大得多。后来，我再三端详她后，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她给人的感受犹如西餐中奶油、蕃茄汁掺在一起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说实在的，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更令人陶醉和遐想。有一瞬间我也怀疑她们仅是相像。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她在微笑，是朝蹲在另一边偷偷向她递眼色的于北蓓。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
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我，“就你这松样儿还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霸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干吗？”我说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驯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面前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自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分子。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站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么没来？”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她边和与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进去才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拚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柄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的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的驳壳枪令人羡慕。大家忽拉拉往外走。“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被方方用“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膊少年正在砂堆上练摔跤。“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拚命逃窜的野孩子们赤裸的后背。一辆24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高洋得意地掐着他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咽喑哑，“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抽。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膊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那个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的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伊始便开始竞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我骄傲地挺着胸脯微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趴。我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间间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相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个半大的孩子。在倥偬倏亮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勃起。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屁股上。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溜达，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时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是不惮于单枪匹马的。我克服胆怯的诀窍就是：闭眼。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眸迅速乜了一眼。“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我觉得没必要。”“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又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你过来，小孩。”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地飞跑过去。“你多大了？”她问我。“十六。”我多说了一岁。“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你多大了？”我问她。“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没有，只有一哥哥。”“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保证听话。”“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我 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的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抓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个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或中山公园门口。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不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穿过去时充满屈辱感。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 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的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的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响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我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会，弗如说我是力图摆脱她，就？ 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了，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进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了，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在铺着凉席的床上。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口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一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近没有又认识什么人？”“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我主动拿过煤气灶上的水壶说：“我帮你冲吧。”“行啊，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拧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了一步。“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她擦了一遍地，歪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便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潮湿的头发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燠热，她有几分胖，很怕热，便拉上了暗绿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申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月份。”她嘟嘟囔囔地抱怨。“你会游泳么？”“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哪天表演给你看。”“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的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又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种捉摸不定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没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是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修饰和忸怩作态的。我取下一张她在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衬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色圆珠笔递给我。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略有些诧异地望着我。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以满脑子对她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方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我宿命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在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色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不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渲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个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进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措。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为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当时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真地作出一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着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眠无意裸露出的身体。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我和米兰认识了之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了。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胡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喝冰镇汽水。“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你打算上哪儿玩去？”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的遗憾感到失望。“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喝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澄的汽水。“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去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装和她不认识。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都在午睡。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儿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高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噱，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了，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我根本折不了。”“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我也顺势想从许逊的烟盒里抽一支，遭到他的训斥：”你老蹭烟，从没见你买过。“我觉得他们刷了两天夜后，一个个都变得有点蛮横了。”有什么呀，回头我还你一盒。“我不甘示弱，坚持从许逊手里拿根烟点上。心里直打鼓，生怕他和我翻脸。”你最近都干吗了？怎么老没见？“高洋问我。”找不着你们，自个玩来着。“我作出一副独行侠的样子，”明儿我给你们约了个’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其实我把米兰称为”圈子“，并无这一蔑称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仅仅是当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称。当时没有什么更多更中听的女性称谓，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称为”那女的“。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果然转移到我身上，我也一跃成为在这段时期内有所作为的好汉。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得弄虚作假。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结识并控制了这个”圈子“。我焦急地等待院里下午上班的班车尽快开走，我可不想让我父亲看到我居然和女人有了勾搭。班车准时开走了。我变得有恃无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门口伸着脖子张望。我甚至希望过路的院里同龄女孩子留下来观看我和一个那么高大美丽的女人的约会。约定的时间过了二十分钟，她才在胡同另一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向出现。当时我已经在胡思乱想，把种种意外、天灾人祸都考虑到了，陪我在门口等的卫宁也嘲笑我被”涮“了。这时我看到她，一个箭步窜到大门中央，高举起右臂像欧美港口城市常见的什么女神矗立在那里。她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笔直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放下手臂心情复杂地望着她：我本来期待着她有一个光辉夺目的再现，起码也应该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给我的朋友们一个不亚于我初瞻其风采的同样倾倒才够味儿。可她完全没有体察我的苦心，随随便便在我看来穿得乱七八糟就来了，而且既没打伞也没戴墨镜，一路暴晒脸红得像个煮熟的螃蟹姿色大打折扣——叫我怎么拿得出手？真不喜欢她这么普通，效果全没了。她走近我，脸上露出笑容，”抱歉，我是准时到的，可迷了路，你们这儿的胡同真够难找的。“我挑剔地看着她，一点没显出热情，冷淡地给她介绍卫宁。”你好。“她低头和身材矮小的卫宁握手。我们俩带着她往院里走，她一路看着园林建筑赞叹，”你们这儿真是挺好看的。“路上遇见的大人小孩都对我们侧目而视。她浑然不觉，”这院子挺深，住的人还真不少。“ 卫宁悄悄对我说：”可以，够飘的。“”她今天没好好穿。你没见过平时她的样儿，那才飘呢——否则我哪会拍她！“我们带她到假山，他们全在上面的亭子里抽烟，我发誓他们是看到我们上山后才摆出那么副随意的姿态。高晋一见米兰就说：”我见过你。“别人则都是一副倨傲的样子，他们用拚命抽烟和粗野的举止来掩饰个个心中的激动不宁。米兰无论身高还是块头都大我们这帮包括最粗壮的方方一号，坐在我们之间有点像长颈鹿和一群梅花鹿混在一起。”你是不是和于北蓓一个农场的？“高晋问。”是。“米兰点头，她似乎有点不愿意提起工作的单位。”于北蓓跟我们特熟。“高晋说。”是么，她认识人挺多的。“米兰微笑着掉脸看假山四周的风景，”这假山够大的，那边还有两个亭子。“院里冰棍房的冰棍制出来了，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冰棍车从山下经过。我下山买了半纸盒小豆冰棍，上来分给大家吃。许逊、方方打打闹闹，看到那边亭子里有几个小孩在打弹弓仗，便去一人抢了一把弹弓枪，在假山石、树之间互相射着玩，把小孩追得满山跑。我也到另一个亭子抢了一个小孩的弹弓枪，把他兜里的全部纸弹都搜了出来，领着一帮小孩和许逊、方方展开对攻。我希望米兰受到朋友们的欣赏，如果他们能产生引诱她的念头我更满意。我也希望米兰能对我的朋友感兴趣，希望他们多交谈，增进了解。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地位牢不可破，所以我乐得大方一些，潇洒一些，让别人觉得我这人满不在乎。看到米兰和留在亭子里的高家哥俩从容、饶有兴趣地聊起来我感到欣慰。一个我麾下的小孩按照战斗的原则伏击了方方，用纸弹击中了他的脸，把他打疼了。方方急了，追上小孩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耳刮子，小孩被打哭了，弹弓仗也只得中止。我们几个到另一个亭子里吸烟、喘息。他们看着坐在中间亭子里和高晋、高洋聊天的米兰，轻浮、刻薄地议论：”一看就是圈子，屁股都给操圆了。“我认为他们的评论极不公正，私心觉得连我的感情都给玷污了，可在哥们儿面前是不能为一个女人辩护的，也跟着笑。”你觉得她好看么？“许逊问我。”就那么回事吧。“我仰着脸说。”这种女的天安门那儿一帮一帮的。“”咳，我就是觉得她有钱，每次我们去冰室都是她请我。“”你动了她么？“”你想我会闲着么？“”哎，赶明儿我发你一个。“许逊拍着我肩膀说，”比这可棒多了，特水。“米兰在远处笑起来，头向后仰，满面春风，高晋、高洋则一脸坏笑。隔一会儿，笑声才传过来，他们又在亲热地交谈。米兰比手划脚说着什么，眼睛四处张望，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继续对高晋他们讲。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咱们过去吧？“我对大家提议。”过去干吗？多没劲，还不如在这儿坐着。“方方又和许逊打闹起来。他们互相较着膂力，站起来撕掳着到亭子中间，最后方方把许逊胳膊拧到身后笑着问：”服不服？“许逊一臂别在身后转着圈地跳着大声喊：”服了服了。“方方刚松开手，他又反扑上去锁住方方的喉咙，一边喊我：”快上来帮一把。“我把烟叼在嘴里，上前按住方方拚命往后捣的一条胳膊，把他的手腕反拧过来，一边用脚使劲踢他的岔开撑在地上的一只脚。那只脚终于被我踢松，方方失去平衡，坐了个屁股墩儿。我和许逊松开他，撒腿就跑，直奔中间亭子，方方在后面追。我们笑着跑进中间亭子，方方也追到了。我先告饶：”服了服了，别闹了。“ ”弹个钵儿。“我伸出脑袋让他在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擦着汗在米兰身边笑着坐下看他去追许逊。他在另一个亭子的石阶前追上许逊，拧得他”哎哟哟“乱叫地押回来。”跟大家说服了——大声点！“”服了！“许逊一跳老高。米兰笑着看我们闹，听到高晋说什么，头往前一凑竖起耳朵：”你说什么？“”哪天你弹段琵琶给我们听听。“”行啊。“她坐直说，”哪天我把琵琶背来。“”你要会拉小提琴就好了，我爸爸他们军文工团就缺小提琴。“”会弹琵琶不能拉小提琴么？“卫宁问。”两回事。“米兰说，”一个是弹拨乐器，一个是弦乐，使弓子。“”你可别去他爸他们军的文工团。“许逊说，”一去先得叫他爸糟踏了。“米兰光笑，高洋就抓住许逊胳膊，问方方：”是不是还得治他？“许逊跳开逃到一边，”胳膊都拧脱环了。“又对我说，”你说他爸是不是比他们花？“”没错，花得厉害。“我笑说。高洋追打许逊，反被许逊一路各种勾拳、摆拳打过来，”来呀，来呀。“高洋也以各种拳击动作招架，两人花拳绣腿来来往往比划了几个回合，笑着收势凑在一起点烟抽。高洋手里甩着烟坐回来说：”真花的其实是方方他爸，你爸是不是为作风问题降过级？“”你算了吧，我爸哪有那本事。“方方说。”反正我知道你爸两老婆，你在老家还有一个大哥。“”那卫宁他爸还娶过仨呢，其中一个还是地主的闺女。“”爸都死了，还说他干吗？“”死了也得批判那思想啊。“大家笑说。”你想当兵啊？“我问身边笑吟吟倾听的米兰。”嗯。“她淡淡地说。”干吗不考’战友‘呢？“”我还考总政呢。“我讨了个没趣儿，讪讪地不吭声了。”哎，你会弹琵琶，那也一定会弹吉它吧？“许逊冲米兰说。”那倒行，拨几个和弦伴唱没问题。“”那我家有把吉它，我拿来你给我们弹首《山楂树》吧。“”得得，你闹不闹啊？“我说许逊。”晚上吧。“高晋盯着米兰说，”晚上你别走了，咱们到假山来唱歌。“”你不能晚上不回家吧？“我问米兰。”那倒无所谓，我今天出来倒是和家里说了回农场。问题是我晚上不走住哪儿啊？“”这你放心，我们这儿可有的是地方住。“许逊笑着说，”你愿住谁家都行。“”那我挑一家吧。“米兰笑。”就挑我吧。“许逊拍着胸脯，”我那儿凉快。“大家便笑，米兰也随着笑，给了许逊近乎一个媚眼。”哎。“她扭头对我说，”你家能洗脸么？我觉得我脸上特脏，风吹了一下午。“”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要在我们这儿住？“路上我埋怨她。”怎么啦？不好么？“”当然不好了。“我提高嗓门说。进了家门给她打洗脸水，暖瓶里已没多少热水，我往盆里倒的时候不留神把水碱也倒了进去，”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什么人？“”我看你们院小孩一个个都挺老实的。“她撩着上面那层干净的水洗脸，攥着香皂骨碌碌滑转，涂了一手香皂沫儿，仔细地搓洗十指，”听你说还以为他们多坏呢。“”你以为呢，噢，坏非得写在脑门上？“她不做声，开始洗脸。”你是不是常在不认识的男的那儿住？“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时，忍不住讽刺了她一句。她怔了一下，接过毛巾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擦脸，”你生气了？“”没有。“我气乎乎地说，”就是觉得……“我想说她轻浮、贱，又觉得这么说太重了，弄不好会把她得罪了，转而问：”高晋都跟你聊什么了？“”没聊什么，就说我想当兵他可以帮我。“”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你从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次见他倒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瞎聊呗，就说起来了。要不干吗？干坐着？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自己和小孩去打弹弓仗，还说呢。“她这么一说，倒说得我怪舒服的，不禁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我哪好意思跟你多说话呀。“”那有什么？咱俩也没别的什么关系。“她在窗台上的擦脸油盒子里挑，”哪个是你妈使的？“我指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她打开盖子嗅了嗅，挖了一指头涂在鼻尖、额头、双颊上。”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一下他呗。我真是挺想当兵的，从小就想，可惜我们家是地方的，没路子。“她把星星点点的雪花膏揉开，回头问我：”你说他会帮我么？“”会吧。“我说，”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得怎么样？“”问题是我琵琶弹得一般。“她笑着转过身来冲我说。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石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
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你跟我来一下。”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进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想。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你爸爸走了？” “走了，你进来么？”“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笑说，“你爸真厉害。”“他跟你厉害了么？”“那倒没有，态度还挺和蔼。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他了？”“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色，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我抱有殷切的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的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吊着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尼！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朗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苏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所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管自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了磷质晶体。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加入进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眼睛鼓励我。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在歌唱时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色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不堪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彻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然，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大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萄，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衔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海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踩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转过头来却粲然笑了。白塔极为耀眼、硕大无朋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小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停颤动的下巴在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粘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人的房门，蹑手蹑脚在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用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油”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西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果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一遭芬兰浴。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排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司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相，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万籁俱寂都会使我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山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定国土防御计划的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去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方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炖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小，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项。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身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个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他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 .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话，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了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人，由于久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和感受：他们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楼顶层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户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坐标。他在那扇窗户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备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疸呈现出来。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至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走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同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就像我们之间现在那样。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的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时，他本来可以像德帕迪厄那样成为令妇女既崇拜又恐惧的电影明星。现在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成功的小商人之一。当时，确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的互相吸引和彼此迅速接近。米兰来到我们院不再先找我，而是直接到高晋家去。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到来，偶然串门到高晋家，才发现她来了好半天了，两人正聊得开心。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只有坐在一边听的份儿，插嘴便显得挺不知趣，往往把他们谈兴正浓的聊天突然打断，两个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然而神态怔怔地望着我。他们都挺照顾我。我在场时高晋就不特别多和米兰交谈，巧妙地尽量使话题跟我沾边，以使我加入谈话。有时还主动向我预告，“明天米兰来，你也一起来吧。”米兰也有意对我另眼相看，坐在高晋家和他聊天时看到我进来，立刻表露出极度的欢慰，这表态常常成为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兴高采烈。还要高洋或者高晋本人证明：“特想你。”“听说你一会儿来特高兴。”她对我一贯持友爱、亲热的态度，连笑容都是那么始终如一的甜蜜。对高晋则往往不客气，公开嘲笑他过火的豪迈与奔放。为他某一句不慎的言行，认真吵过几次架，生过几次气。有时还指使他跑腿，为她买些她临时想起来要用要吃的东西。当我和高晋发生争执时，她便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逼着高晋对我让步。对这一切，高晋虽然也不满也抱怨甚至不予理睬或消极不执行，但从没真动过火。他的脾气变得柔顺了，连汪若海有时挤兑他，他也微笑听着不吭声。那天，我们去新侨饭店吃饭，米兰和我们在一起。吃完离桌刚要走时，靠门口窗边坐着一桌大汉中的一个招手叫米兰过去。那是一个著名的属于“老泡”一级的“顽主”和他那同样著名的一伙。此人在北京以好勇斗狠声闻九城，事迹近乎传奇，很多名噪一时的强徒都栽在他手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崭露头角，“玩”了近十年，长胜不衰，令我们这些小坏蛋十分敬畏。我没想到米兰居然和他认识，而看样子还很熟。她过去站着和那人说话。那人坐着，岿然不动，面无表情，仅嘴皮蠕动，似乎在问米兰什么。米兰回答时板着脸，眼神凛然。他们说了几句，米兰便傲然离去。那人脸色灰黯，低头不语。我们正要走，他忽然又抬头伸出中指指高晋，“你，过来。”当时我们便一起站住，个个心里紧张起来。米兰已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冲那人喊：“你要干吗？”那人没理米兰，再次叫高晋：“你过来。”“你别理他。”米兰对高晋说。“去，滚一边去，臭圈子！”那桌中的另一人粗鲁地骂。我至今难忘米兰遇辱不羞的坦然面容，那是我们很多男人都很难做到的。高晋也很镇定，惟一可以看出他心中不平静的就是他双目炯炯。他向那桌人走去。犹如被一根线扯着，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西部片坐在小酒馆里默默饮酒的带枪牛仔眼中一下认出了那种目光。当时每一秒都可能骤然爆发一场血腥的斗殴，一个眼神就会引发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出门携带菜刀和军刺了。装着凶器的军用挎包就吊在我们脖子上，带子缩得很短，位置正在胸前，瞬间便可以抽出砍杀。方方已经把手伸进挎包内了。旁边几桌吃饭的男女纷纷转过头来紧张地盯着我们，餐厅里一下安静下来。 高晋大概还认识那桌中的一个人，他和那人点头打了个招呼。“你叫高晋？”那人冷冷地扫了高晋一眼，声音平淡地问。“是。”高晋不卑不亢。“米兰你现在带着呢？”高晋没回答，只是盯着那人。这时，邻桌过来一个既和我们认识也和那伙人熟识的小个儿，满脸堆笑对高晋和那人说：“怎么，你们还不认识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没你事。”那人不客气地说，挥挥手，像轰一只苍蝇。小个儿没再多说一句话，回到自己坐的那桌，喝着啤酒愤愤地看着这边。“没事，就是问问。”那人把嘴上燃着的烟拿下来，一手去端酒杯说。“没事我们就走了。”“噢，再见啊。”那人抬起夹着烟的手致意，他和同桌人继续刚才聊的话题。他始终没看我们其他人一眼。餐厅里又恢复了热闹、嘈杂的气氛。我们脸红扑扑地走出餐厅转门，米兰正站在台阶上出神，转身神情冷漠地看了我们一眼。十几年后，也就是我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我在一次朋友请客的宴席上又见到这人。他如今已是一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人胖了三圈，西服笔挺，还戴了近视眼镜。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数他话多嘻嘻哈哈，俨然活宝，跟服务小姐也开玩笑。他对我提起的这段往昔小插曲完全记不得了，说这种事经得太多了。我又问他米兰，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狂我也敢铲他。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你丫够肥的。”我打量着身穿泳衣的米兰说。“是不是腰特显粗？”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除了脚丫沾了消毒液湿淋淋的，周身皮肤都很干燥，站在幽暗的游泳馆内仍白得晃眼，像头刮得干干净净的大白猪。游泳池边已经有些人在跳水，身体溅入池水在高大的馆内发出响亮、空旷的回音。
“何止是腰，您瞧您那肚子，您那膀子。”我伸手在她肩背处狠心地捏起厚厚一把，“再瞧您这背——够出口的了。”？
她躲开我，笑着说：“肉是多了点——你说我穿这游泳衣好看么？是不是太暴露了？”
她拽拽游泳衣的肩带，低头看看自己，两脚并拢笔直站着笑吟吟地望着我等待评价。她穿了件那时罕见的红色尼龙游泳衣，曲线毕露，应该说很动人，可我说：“傻波依似的。”“你就不会说句好话？”她笑着白我一眼，撇下我，迎向正哗哗趟着凹池中的消毒水从男更衣室出来的高晋。他们俩说说笑笑向游泳池边走去。从后面看，他们俩高矮相当，一个宽肩窄臀，一个体态丰腴，像广告中的情侣一样般配。许逊、方方等人也趟着水陆续从更衣室里出来。许逊问我：“你怎么不下水游？”“你瞧米兰。”我用恶毒的目光盯着娉娉婷婷的往前走、在一池碧水的游泳池白瓷砖边沿站住的米兰。不知是游泳衣就那么设计的还是她体形的关系，她像刚经过翻腾动作的体操运动员紧紧夹着的那块三角布，两侧各垂下沉甸甸的婴儿脸蛋般的一坨。高晋已经坐下，手撑着池边两腿伸进水里划动，仰头和米兰说话。“体形真难看，跟生过孩子似的。”大家笑，纷纷往游泳池走去。我不依不饶兀自恨恨地说：“一脱了衣服就现了。”高晋“豁喇”入水，摆动两臂在清澈透明的水中像条鱼似的摇头摆尾轻快地向对岸游去。他在什刹海少年体校游泳班训练过，游泳姿态无懈可击，在整个游泳馆里正在游的人中也是出众的。 我从另一侧扶梯慢慢下到水中。那时我刚学会游泳，只会一种姿势：蛙泳。而且极不标准，不会入水换气，只能像鹅那样仰着脖子游。我想起自己对米兰的吹嘘，只好尽可能在游时避开她的视线。游泳池里来回横渡的人很多，我常常要踩着水等面前的人游过去再继续笨拙地前进。米兰坐在池边两手支撑耸着双肩专注地看池中来回游动的人。高晋踩着水抹着脸上的水挥手叫她下来，她笑着摇头拒绝。高晋游到池边拽着她一只手把她拉进水中，溅起一片水花儿。我在远处缓缓游动着都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当我吃力地溯水游转回来的时候，看到米兰在水中搂着高晋的脖子，笑叫着讨饶，高晋带着她向水深处游去，两手划着水，身子一耸一耸的。 他解开环绕着他脖子的米兰的胳膊，米兰沉入水中。我手扒着马赛克池槽，泡在一群小女孩中间喘息着向对岸望去。米兰浑身湿淋淋的，撅着屁股往岸上爬，浸了水的游泳衣格外鲜艳。高晋在下面托了她一把，她才在池边转身坐定，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上，大口喘着气笑？ .她在放声笑，嘴巴像个大瓦数的扬声器。他们都聚在那一带池中玩，打水仗，互相灌来灌去，站在岸边倒栽葱式的跳水。高洋和方方到池的顶端跳水台上燕式入水，比赛自由泳，激起一路水花。米兰等人真诚地为他们鼓掌喝彩。
我为他们没注意到我的缺席深感痛心。我离岸向他们游去，当接近池边时改为仰泳，这种仰式蛙泳我掌握得还算好，不致太露怯。我游到池边翻身立起时，坐在池边的一排人正笑着一起扭头看许逊和方方在水中的打闹，他们击起的水花溅到我脸上。“我游了差不多十圈。”我对汪若海说。“是么。”他眼睛不离纠缠在一起的许逊、方方笑说。“你游得挺好的，我看见了。”米兰弯腰对我说。我没理她，贴着池边游到中间的扶梯上岸，光着脚“啪嗒啪嗒”地向他们身后走过去。高晋附着米兰耳朵说什么，米兰边听边点头。一束许逊击起的水柱射到坐在池边的人身上，她向高晋肩头躲了一下。我走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进水里，站在那儿哈哈大笑。她猝不及防，张开着手跌入池中，笔直地灭顶消失在水下，长长的头发水草般地在水面飘浮四散。她闭着眼，大张着嘴吐着水从水下钻出来，头发迅速熨贴光滑地顺颈披下，一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抓住高晋伸出的手。高晋一倾身把她拉上岸。她喘过气来便站在岸上大笑，对我说：“你真坏。”我厌恶地看了眼她那副水淋淋、皱巴巴的嘴脸，带着一脸冷笑走到一边坐在汪若海身边。正在微笑的高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毋须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这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因而似乎并不真实。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者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如此这般，当我面对我自己原先那个貌合神离的形象运笔时，我感到一种强制性的扭曲，需要付出极大的令人不快的毅力才能保持住真实，就像骑着一匹劣马踩着铁道线上的枕木行走。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常常搞得她很难堪。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光彩照人的风姿。我发现了她脸上的斑点、皱纹、痣疣和一些浓重的汗毛。她的颞侧有一个甘草片大小的凹坑，唇角有一道小疤痕；她的额头很窄凹凸不平地鼓出像一个猩猩的额头，这窄额头与她肥厚的下巴恰成对比，使她看上去脸像猫一样短。她的鼻子正面看很直，很挺拔，但从侧面看则被过于饱满的脸颊遮住多半，加上前翘的下巴和突出的额头整个是个月牙脸。另外她的腰身过粗，若不是胸部高耸如同怀了三个月孩子的肚子便要和胸部一样高了。与她沉重的上身比，她的两腿像赛马一样细，却又没那么长而矫健。这使她徐步而行时给人一种不胜负担之感，像发胖的中年妇女一样臃肿、迟缓。再有就是她的笑，微笑时尚属可人，一旦放声大笑，那嗓音就有一种尖利、沙哑和说不出的矫揉造作，浪声浪气，像那种抽烟嗜酒的卖笑妇人的抖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的眼睛也很不老实，虽然从外观上无可非议，但里面活跃跳动无一不是娇媚，甚至对桌椅板凳也不放过。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感情用事，我也曾试图客观地看待她，但我愈仔细端详她，这些缺陷和瑕疵便愈触目惊心。我甚至能闻到她腌杂的嘴中呼出的热烘烘的口臭和身上汗酸味儿。有一阵，我还怀疑她有狐臭，这个怀疑由于太凭空无据我不久也放弃了。但我有确凿的证据认定她有脚气，她夏天赤脚穿凉鞋，脚趾间和足后跟布满鳞状蜕皮。叫人恶心。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我。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我嘲笑她的趣味，她的打扮，她的偏爱清淡菜肴的饮食口味也成了我取笑她的借口。“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她吃得多时我这么说。“你怎么吃这么少？装什么秀气！”她吃得少时我如此道。我们一见面就吵，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挂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用轻蔑的眼光看对方。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转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猥亵形容和凶狠詈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了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了起来，活泼了起来，可以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学活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
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呢？”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过是进工厂。”“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以接着进技（妓）院了么？”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回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个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了？”她抽出硬币告诉了我。接着我问她第二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旁听的人轰然大笑。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的，一把揪住我，质问我：“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是开玩笑么？”“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给你挠痒痒都算不上。”“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脸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既不畏缩也不动摇，坚定地屹立在她面前，不知不觉踮起了脚尖。她叹了口气，收回目光转身走了。“你不是不来了么？怎么又来了？”我一进“莫斯科餐厅”就看到米兰在座，矜持谨慎地微笑着，不由怒上心头，大声朝她道。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我们不同年，但同月同日，都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祖国解放日”那天。“我叫她来的。”高洋对我说。“不行，让她走。”我指着米兰对她道，“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我说着就要过去，被许逊拦住。“我还是走吧。”米兰对高晋小声说，拿起搁在桌上的墨镜就要站起来。高晋按住她，“别走，就坐这儿。”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让她不走行不行？”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高晋从没说过一句帮米兰腔的话。就是闹急了，也是高洋、卫宁等人解劝，他不置一词。今天是他头一回为米兰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她，我就跟谁急——她非滚不可！”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 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插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只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有一秒钟，我们两张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 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再有一个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像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个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次认识就是伪造的，我根本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北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去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粹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的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弹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在一起，冲她而发的。斯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种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他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资证明她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的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办？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音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你忍心叫我放弃么？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有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迪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梨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必追究了。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同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恨：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我满心不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人。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我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一旁催促。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我站住了。“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旁。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排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我从这种亲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地呆望。“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点感激涕零呢。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习，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拨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来搪塞了。
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进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儿，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她在那边回答：“过来吧。”“我们真的过去了？”“你们就真的过来吧。”“汪若海，你别偷看呀。”卫宁故意大声叫。于北蓓也大声说：“要看过来看，看得清楚。”后来，我们洗完了，鱼贯而出穿过外间浴室去更衣房。她站在黑洞洞的浴室里边的一个正喷着水的龙头下喊：“谁过来，我就喊抓流氓。”我们笑着头也不回地走出浴室。我在行进间偷偷觑了一眼，只看到一个苍白的影子，但这已经足以使我心惊肉跳了。从澡堂出来，卫宁和汪若海走在前面，我和于北蓓走在后面，我对浑身散发着清凉气息的她小声说：“晚上我去找你。”她捏了捏我的手，容光焕发地看我一眼。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卫宁家和他们聊天，于北蓓已经进里屋先睡了。熬到四点多，天都快蒙蒙亮了，我才把汪若海熬回家，卫宁也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困得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我也不回家敲门了，就在他这儿忍到天亮。我关了外屋灯，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假寐，直到确信卫宁已经睡着了，才悄悄起身，摸进里屋。里屋光线昏暗，于北蓓躺在床上的身影很模糊。她也睡着了，微微发出鼾息。我站在床前看着她一动不动的平静睡相，伸手捅捅她。她翻了个身，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谁呀你是？”“小点声。”我俯身上前把脸凑近她。她认出了我，闭上眼往里翻身给我让出个地方，“你怎么才来？聊什么呢那么半天听到外屋叽叽呱呱地笑。”我上床，扳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翻过身，对我嘟哝，“我困死了，你先让我睡会儿。”“再睡天就亮了。”我贴着她耳朵小声说。“那你随便吧，我真是困得睁不开眼。”她闭着眼睛睡了。我稍稍懊恼了片刻，又振作起来，上去亲亲她的嘴，她微微一笑。我动手深入，总不得要领。“真笨。”她说了一句，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又继续睡去。我捣鼓半天，终于把她捣鼓得睡不成了，睁眼翻身对我说：“你真烦人。”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于北蓓悄无声息地靠墙睡着，毛巾被裹在身上。我下床悄悄溜走，卫宁还没醒，在外屋的沙发上打着呼噜。我觉得我亏了！每当看到米兰和高晋、高洋他们说说笑笑从假山、游廊和花园走过去盯我一眼或淡淡笑笑，我这吃亏的感觉就格外强烈。我干吗把和她的关系搞得那么纯洁？我完全有机会在她身上打下我的烙印，可我都干了什么？连手都没拉一下。从和于北蓓共度那一夜起，我便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那时我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那天我一直跟踪着她。她在高晋家闲坐，我就站在楼上的栏杆柱旁监视着院落的出口。他们一行去“六条”的小饭铺吃饭，我就隐身在饭铺隔壁的副食店里。她和他们在里面吃了很长时间饭，出来又站在街边自行车铺门口说了会儿话，然后看到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她便和他们告别，上了公共汽车走了。等高晋他们进了胡同，我便从副食店出来，骑上搁在居委会门口的自行车沿着北小街奋力骑去。在“演乐胡同”口我追上了那辆公共汽车，然后一直隐在骑车的人群中尾随。过了“禄米仓”站，我看到她在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上坐下。她和很多人一起在北京站口下了车，然后上了长安街，上了一辆1路公共汽车。我跟着这辆1路车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和西单，看到北京饭店新楼前扒在铁栅栏上看自动门开合的外地人，广场上飘扬的国旗和照相的人群，那时姚锦云还没有驾车冲撞人群，广场上没有设置任何围栏和隔离墩。我经过电报大楼时，大楼上的自鸣钟正敲12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长安戏院”刚散了一场电影，人群拥挤着占了半条马路，人们谈论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风采。那天晴空万里，我一路骑行心旷神怡。
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了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你觉得这样有劲么？”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地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弛的轮子。我眼前晃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路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上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场游泳池跳水。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泳池的如渊深邃和狭小。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面“呼”的一声便失聪了，在一片鸦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的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坚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阳光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学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凶狠的咒骂。？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沉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池中。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我的千岁寒 在线阅读: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