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为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似乎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一面这样说着，我一面变得忧郁起来了，“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十分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只是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的表情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是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并且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有商业手腕啊，通过巧妙的取舍竟能把我的那番语无伦次的话写成十分有趣的文章，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大相径庭，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这大概是我当时回答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只是那样面对面如连珠炮般地被提问，我好像不由得就变得语无伦次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来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形容词，一紧张，自言自语的某句无聊的话却被对方记下，并曲解我的意思的地方一定不少。总之，我是很不善于这样一问一答的谈话的。因此我对这位记者的来访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也很生自己的气，记者走了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
终于到了正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后，觉得很对不起藤野先生和周先生。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将心底里真实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无意要针对那家报纸连载的文章《中日亲和之先驱》，也无意要挑毛病。像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即使与我心底里的画像不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一个在农村行医的、碌碌无为的医生，仅仅是以一种对过去的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描写，与怀有社会的或是政治的意图相比，我想尽量客观地描绘我对他们的印象。虽说如此，其实我也并没有什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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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医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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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宣扬大善，不如积累小善。”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很小的工作，但这也许确实是与人伦这种大道相通的事情。总之，这是需要年事已高的我拿出全部精力来做的工作。这些日子，东北一带总是响起空袭警报，令人惊恐，但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我的朝南的书房即使没有火盆也温暖如春，我有快乐的预感，写作好像能够顺利地进行，不会因为敌人地空袭而受阻。
说到我心底里的画像，其实也很难保证它的准确性。即使我想如实地描绘，但仅凭我留下的愚凡的印象，很可能像群盲摸象时围成的圆那样，将一些十分重要的地方忽略。何况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的愚凡的印象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即便我决心如实地描绘恩师和旧友，也不禁有些底气不足。因此，我决定不抱有太大的幻想，而是怀着一种哪怕只能反映片面的真实也就满足了的心情下笔。人一上了年纪，无论是发牢骚，还是辩解，都不能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反正我也写不出什么名文、美文来，就不再罗罗嗦嗦地申辩、不再左顾右盼了，只求“辞能达意”，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也将它舍弃吧！”
我毕业于东北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然后，来到被称作是东北第一大都会的仙台。明治三十七年的初秋，我成为了仙台医专的学生。同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刚到仙台的时候，辽阳一下子被日本攻陷，紧跟着日本又发动了对旅顺的总攻击。而这时性急的人们一边高喊着“我们一定能够攻下旅顺”，一边已经开始商量胜利后如何开庆祝会的事了。尤其是从属于被称作榴之冈队的黑木第一军的仙台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首战（也就是鸭绿江渡河战役）就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参加了辽阳战役并立了大功。这些战绩被仙台的报纸以“神勇的东北兵”等等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不断连载，在叫做森德座的小剧场里还上演了名为“辽阳陷落万万岁”的乔装戏剧，全市都沸腾了。我们医专的学生也穿戴着崭新的制服制帽，怀着似乎期待着世界黎明的心情在学校附近的广濑川对岸，也就是供奉着伊达家三代灵牌位的瑞凤殿里拜祭、祈祷战争的胜利。
大多数的高年级学生志愿当军医，希望能马上奔赴战场。要说起当时人的想法，也不知该称作是单纯还是意气风发，住宿的学生们彻夜地讨论关于新武器发明的事情。而那些讨论，让人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呢。比如，谈到了让旧藩时代的鹰匠训练鹰：先在鹰背上绑好炸药，然后让鹰从高处俯冲下来，落在敌人火药库的屋顶上，从而可以炸掉敌人的火药库。还有，比如在子弹里塞进辣椒，并使它正好在敌人军队的上方爆炸，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眼睛被辣得看不见东西，等等。学生们当时十分热衷于谈这些很原始但又很奇妙的发明，尽管这些话题与文明开化时期学生该谈的很不相适宜。而且我还听说医专的两三个学生联名，把用辣椒将眼睛弄坏的方法寄稿给了部队大本营。
更有血气方刚的学生，觉得进行种种发明的议论还不够劲，半夜爬上宿舍的房梁上吹喇叭，于是，这种军队喇叭便又在仙台的学生们中间流行起来了。学生们一方面觉得这种讨论啰哩啰嗦，全是废话，应该停止，一方面又想将活动搞大，于是鼓吹成立喇叭会。总之，刚开战的头半年，国民的豪情壮志几乎能将敌人吞没，但却令人感到有些太过夸张又有些可笑。当时周先生就笑着说：“日本人的爱国心太单纯了。”周先生这样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当时不只是学生，即使是仙台的市民也偷偷地像天真的孩子一样骚动不安。
在此之前只知道农村的几条旧街道的我，有生以来初次看到了有大城市味道的事物，兴奋不已，又接触到了弥漫于整个城市的异常活跃的状况，变得更无心学习了，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在仙台的大街上闲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