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象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社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蚊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①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
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琼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涛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 735）下第后不久。
①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社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做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记》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社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社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却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 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
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
《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社，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社。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轻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社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由此
①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

①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检校工部员


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 ②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首杜诗的题目，①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自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诗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杜诗详注》附编）、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序》（同上）等也都申述此意。
（二）“集大成”
北宋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
刘公于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
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
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
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
外郎杜君墓系铭》以注此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然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 815）十二月，而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 816），恐未必已得知白氏书信中内容，所以我们认为韩诗主要是针对元稹而发，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事在元和八年（ 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