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着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着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茍非通观羣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最先属稿在民国四十一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民国四十九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羣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庽庐
　　再版序《论语》二十篇开始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人之不知，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故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论语》书中岂不已明言之。
　　此犹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抑且秋收冬藏之后，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复自然、有此想。中国人则不作此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孔门七十二弟子，师弟子间，莫不尊颜子为好学。后世有孟子，其时羣言并兴，而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后世以孔、孟并称，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
　　宋代朱子定《语》、《孟》、《学》、《庸》为《四书》，朱子又曾有“颜子细，孟子则较粗”之辨。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时若有踰于《论语》。即如朱子同时陆象山已然。而明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阳明求为圣人，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曰：“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则岂不先世之孔子，亦当学后代之阳明。此乃禅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余意。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朱子为学，则学其前贤如周、张、二程。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则所学即学其乐，所乐亦乐其学，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惟横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论《易》即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亦与孔子意相近。而横渠之努力，则有引人入歧途处。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余不能英语，课务轻简，乃草为此注，自遣时日。余非敢于朱注争异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说《论语》者屡有其人，故求为之折衷。及近年来，两目成疾，不能见字。偶嘱内人读此旧注，于文字上略有修改，惟义理则一仍旧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乃作为此书之后序。中华民国76年双十节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