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伯托・艾柯 （意）
带着鲑鱼去旅行
报上说，现代世界有两大困扰：电脑入侵和第三世界大肆扩张。这话说得太精辟了，对此我已亲身领教过。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的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让它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运气真不错，伦敦的出版商为我预订了一家豪华宾馆，房间里配有小酒柜。兴冲冲进了宾馆，我却以为自己撞见了义和团叛乱时被困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发现他们的职员除少数马来西亚人外，其余的全是印度籍；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就整整死机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作后盾，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要放进小酒柜。按照惯例，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瓶小只装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杜伦布易威士忌（Drambuie）、拿破仑干邑白兰地（Courvoisier）等足足有五十瓶，矿泉水则有八大瓶沛绿雅（Perriers）、两瓶维特露意丝（Vitelloises）、两瓶爱维雅（Evians），又有三瓶小只装的香槟，许多罐健力士（Guinness）黑啤酒、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和胃乳片（Alka-Seltzer）。根本腾不出空来摆鲑鱼。我便从化妆台拉出两个大抽屉，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立马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摆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却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冰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中央电脑，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每件事都必须先翻译成电脑Basic语言。打好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冰起来。
第三天下午四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四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人类学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桑娜时代喀非里斯坦（Kefiristan）地区的方言。
第一部分 3.带着鲑鱼去旅行（2）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帐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克利夸香槟（VerveClicquot），十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单酿麦芽酒，八升杜松子酒，二十五升矿泉水（除了沛绿雅和爱维雅，还有几瓶桑贝雷格里诺[SanPellegrino]），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照顾的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湖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是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第一部分 4.补办驾照奇遇记（1）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通知全世界，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它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3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报上说，现代世界有两大困扰：电脑入侵和第三世界大肆扩张。这话说得太精辟了，对此我已亲身领教过。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的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让它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运气真不错，伦敦的出版商为我预订了一家豪华宾馆，房间里配有小酒柜。兴冲冲进了宾馆，我却以为自己撞见了义和团叛乱时被困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发现他们的职员除少数马来西亚人外，其余的全是印度籍；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就整整死机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作后盾，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要放进小酒柜。按照惯例，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瓶小只装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杜伦布易威士忌（Drambuie）、拿破仑干邑白兰地（Courvoisier）等足足有五十瓶，矿泉水则有八大瓶沛绿雅（Perriers）、两瓶维特露意丝（Vitelloises）、两瓶爱维雅（Evians），又有三瓶小只装的香槟，许多罐健力士（Guinness）黑啤酒、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和胃乳片（Alka-Seltzer）。根本腾不出空来摆鲑鱼。我便从化妆台拉出两个大抽屉，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立马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摆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却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冰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中央电脑，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每件事都必须先翻译成电脑Basic语言。打好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冰起来。
第三天下午四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四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人类学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桑娜时代喀非里斯坦（Kefiristan）地区的方言。
第一部分 3.带着鲑鱼去旅行（2）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帐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克利夸香槟（VerveClicquot），十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单酿麦芽酒，八升杜松子酒，二十五升矿泉水（除了沛绿雅和爱维雅，还有几瓶桑贝雷格里诺[SanPellegrino]），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照顾的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湖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是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第一部分 4.补办驾照奇遇记（1）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通知全世界，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它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3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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