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在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的故事。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 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
　　正是在如此“梅雨”中，夏衍描写了“上海屋檐下”一群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这黄梅天一样晴雨不定、郁闷阴晦的政治气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终于跳不出邪恶势力的魔掌。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事中参军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成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于贫病交困中，偏巧这时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亲从乡下来了。老父亲满以为这个自幼就被看作为“天才”的儿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实际上“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儿子儿媳企图用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强颜欢笑，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发觉了实情，立刻托故回乡，临走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偷偷留给了小孙子。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可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唠唠叨叨，为讨菜贩的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关门抵拒。“回身摸袋，故意迟疑，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当卖菜的挑起篰正要走的时候，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篰里面拿了一支茭白。”作为剧中主线的，是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一家的故事。
　　
　　林志成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他不仅由于做着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担忧、赌气，更由于被监禁十年、久无消息的匡复的突然归来，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匡复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杨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匡复在被捕时托付志成照顾其妻女，后来匡复数年音讯杳无，志成与彩玉在患难中相爱同居。现在匡复意外地出现，志成哑然如遭雷击，慌然不知所措，只从牙缝里挤出“你，你，”两个字，冲到匡复身边“差不多抱住了他，但是一瞬间后，面色又惨变了”。他想以倒茶找烟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却欲盖弥彰。匡复探问妻女的下落，他欲说不能；匡复听说妻女很好而感激他的救助，更使他羞愧难言。而妻子与朋友同居，这对满怀喜悦来找寻妻女的匡复来说，更不啻当头一棒。他内心异常混乱，随即颓然坐下，只茫然地、“学语似地”说： “同———居了！” 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眼前的尴尬局面又给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彩玉过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为同匡复结合而脱离家庭，可匡复被捕后，孤苦、贫穷的磨难逼得她退却了，她在误以为匡复已经遭难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合，变成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奴隶，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剧本借助于戏剧冲突所表现的人物这种种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无一不是与那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无一不是那个黄梅天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带来的结果。正是通过人物的不幸命运，剧作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了深沉强烈的控诉。
　　作者对这群人物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们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气蓬勃，表达了 “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决心。这歌声促使匡复重新振作起来，毅然出走。他声称，这“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并鼓励朋友们“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是一个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伤痛，走上“救国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从远处轰轰然响起惊雷之声，预示着令人沉闷的黄梅天即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