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拉德方斯虽然实现了新旧城市的分开发展，但其平面布署堪称“现代主义败笔”，其超大尺度的广场让步行者失去了从这头走到那头的勇气，逛街的乐趣全无，以至于人们只愿在此办公而不愿在此居住。王军摄

总序 前言·在常与非常之间

请原谅在这本书的目录里，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这可能缘于我的职业偏好，当记者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这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之一。

“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在揣着记者证游走于大街小巷，去面对一位又一位“非常人物”，目击一场又一场“非常事件”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却不是“非常”。

不知“常”岂知“非常”？我在想，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总是靠着一些常识的。

“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把它掉个个儿：“未知死，焉知生。”

1961年，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那本至今仍使城市规划界余震不断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我以为，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记者好奇“非常”也同此理。在确定选题时，他们是以“常”来裁量“非常”，而工作的结果，却是让读者品读“非常”来感知“常”。所以，记者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解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向这个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

这个常识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个有形有体的生命被摆在了什么样位置？这确实是对人类的终极发问。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回避这一声发问，才有了文明的演进，并生出记者这个行当。

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享有了某种道德优势。记者为“常”而“非常”，实是因为不如此便不得活命。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这个职业的宿命所在。

曾记得1987年我迈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后不久，老师给我们放了一盘录像带，一位电视记者拍摄某国兵变，但见镜头内一列列士兵疾驰而过，杀气正酣，突然镜头出现一次剧烈的抖动，我们知道，这位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是，镜头还他的肩上，还在记录着。

我至今仍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在懵懂成年之际有了这样一次灵魂出壳。这次经历使我不得不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来思考记者的意义。

每年都有新闻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报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人类文明在今天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掏枪。这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是人类社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