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什么是“和谐社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 “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更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 的则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应该说，上述相关“和谐”的解构与阐述，不只是一种构词法上的巧合，更准确地道出了转型期中国的时代特征。如何妥善解决民生与民主问题，对于有志于共此征程之当代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个伟大的机遇。今日中国，风云际会，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参差为营，是可谓“三代同堂”。譬如说在某些制度设计上表现出“人言 代法”的前现代特征，经济上有现代特征，而文化上也初露后现代特征，但总体而论，中国朝着一个更开放而多元的社会行进，当无可置疑。
然而，为什么中国社会里到处弥散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呢？
2005年10月，我在广东参加中欧文化论坛，与会欧洲学者对中国多希冀，而中国学者则多悲观。必须承认，我们容身之时代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设若我们 能走出意识形态的旧视野，尝试从传播的角度体悟这个国家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看到中国人已经而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那么我们便会 变得乐观开朗。同样，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人都是他人（甚至也是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分悲观，社会便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便前进一步。
几日前，我参加俞可平先生主持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颁奖大会，欣喜地见证了这种乐观与活力。25组参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当主张“公推直选” 的四川平昌县县委书记站在人民大会堂里讲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管干部，而是党员管干部，锐意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当徐州贾旺区 “公共全程监督政务”的倡导者称雁阵中“变化的是头雁，不变的是群体力量”；当厦门“爱心超市”建设者主张“让受赠者皆有尊严”时，我们看到了中国渐进改 良的希望所在。这个时代之动人心魄处，在于各个阶层与领域，积极做事者大有人在。
这是一个渐次开放的时代，传统的“同心同德”式的社会改造模式因为高估人性受到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社会就是“同心不同德”的社会。所谓“同心”， 即凡精神健康者，人人皆有对自由幸福生活之向往；所谓“不同德”，即人人皆有自己内生的道德与欲念，它不因后天强制获得或通过意识形态先验内化，一切都源 于自己生活经验与知识思想的累积。由于人人都希望社会往一个好的方向走，同时避免最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不同德”使民主契约成为必要，而 “同心”则使民主契约成为可能。
有人类，便有民主。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民主进化的历史，一部从“动手斗争”（朴刀棍棒）的“暴力民主”发展为“动口斗争”（选票）的“和平民 主”的历史。自古至今，任何政权的建立，无一不是民主实践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内战因此也可以视为通过暴力民主对决。参战者即是投票者，未参战者即是弃权 者。如果我们细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里的“兴”字，便不难理解，任何政权的建立其实都是全民公决（战）的结果。不同的是，自宪政国家诞生以来，你方唱 罢我登场式的“暴力民主”渐渐让位于“和平民主”，刀枪让位于选票，袁世凯让位于华盛顿。两种民主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消灭，后者为轮替；前者盛极一时，后 者源远流长。
“政治动口不动手”的“和平民主”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真正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历史证明，为了避免新“暴力民主”出现，即使是那些通过“暴力民主”方 式上台的政权，也必须通过积极实践和平民主的形式（如选举、保障民权等）来救赎“暴力民主”通过暴力自我实现的原罪。正因为如此，我们乐见中国各级有为政 府与民间共同努力，积极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建设，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如高尚全先生所说，“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藉此努力 消弥如黄炎培当年告诫毛泽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动荡轮回。
同样，我们相信，今日中国之改造与建设，并无一揽子解决方案，任何单一的主义与学派都不可能开出医治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积郁的沉疴的偏方。无论是中央政府的 宏观把握，还是地方政府与广大民众的草根实践，都需要先行者的毅力与勇气，但开风气不为师。而改革一旦启动，注定就是一场全民的决战，它既包括自上而下的 改革，同样包括自下而上的改革。所谓“和谐社会”之民生民主，既是要官智开启民智，又要民智开启官智，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对流，是一种“行动上有分工，思想 上无等级”的上下求索与共同成长，而中国国家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提高，亦有赖于这种面向未来的自由与合作。
第一项自由
熊培云
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二八，其中提到“以愚昧无知为耻”。
那么，怎样才能让一些民众“知耻而后学”，“免于愚昧无知”？
记得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乡下人的“愚”：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 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因此并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
心理学告诉我们，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同样，求取知识信息、渴望获得事实真相也是人的本能。只不过“闻道有先后”，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遇各不相同，所谓 “愚昧”实因“无知”所致。从这一点看，“以愚昧无知为耻”，归根到底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一种“无知”的状态。“愚昧”是“无知”的结果，是外在表现，无知 无识才是愚昧的根本，而“免于愚昧无知”，就是要免于“因无知而愚昧”。
愚昧自无知始，至有知终。一个人要免于愚昧无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从内因说，他需要有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从外因说，他需要获得充足可靠的信息，以供其选择参考。只有如此“内外双修”，他才有可能“免于愚昧无知”。
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从语义上将“无知”分为两种。其一，一个懒于学习、头脑中没有知识（信息）的人在社会或他者面前表现出某种愚昧状态；其二，在一个 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知识或信息不能充分公开或共享，当社会环境认可这种“无知状态”或“知识的贫瘠”，他也会因此处于“无知状态”。
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公民的智力不相上下，都有获得知识的脑力条件，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追问这种外部条件。比如，一个人是否有条件可以获得知识，是否有条件 上学，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是否有条件在已经识字的基础上获得对他真实有用的信息，或者说外部环境是否为他提供了可以免于无知状态的真相，不被信息的掌控 者或创造者瞒骗。援此而论，救济公民“无知”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公民“有知（知识和知情）”。因为愚昧，所以要求知，要大力发展公平的、可以普及到穷人的 教育；因为无知，所以要知道，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开放，促进新闻、信息的交叉验证与传播。
早在六十年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提出关于“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宣言。罗斯福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中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建立在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第一，任何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 自由；第二，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三，任何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保证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一种健康的和平生活；第四，任何人都有免于 恐惧的自由，任何国家都不能侵略邻国。但是，如宴阳初指出，仅有这四大自由是不够的，人类还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这就是所谓的“第五项基本自由”。
晏阳初，闻名西方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上世纪二十年代，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发现中国文盲主要是在农村，而农村不发展，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 于是宴阳初来到了河北定县，身体力行，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掀起遍及全世界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宴阳初看来，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黄金和钢铁，“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没有“免于愚昧无知”这“第五项基本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
换句话说，“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