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我不认识苗炜，我读一位叫布丁的作者写的《有想法，没办法》。我发现，这人也爱看犯罪电影，也推崇《美国往事》。《美国往事》是我心目中经典里的经典，比《教父》要简洁、美好很多。我当时想象的未来世界好像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姑娘，一个满是现金的银行，几个从小一起混的兄弟，一个充满欲望、背叛和忏悔的复杂关系，那个倾国倾城的姑娘在把这几个兄弟睡遍之前绝对不能老去。

　　后来我知道布丁的本名叫苗炜。苗炜在《三联生活周刊》当头目，人帅，闷，能写，尤其能写应用文和说明文。屁股嘬板凳，闷声闷气地每天能写上千字，多年不辍。

　　2008年夏天，我在一个饭局上遇见苗炜，我问：“忙什么呢？”在北京，不在饭局上遇见，一般问，吃了吗？在饭局上遇见，一般问，忙什么呢？一般的回答是，瞎忙。忙工作，忙项目，忙单位的斗争；忙离婚，忙生孩子，忙丈母娘的心脏病；忙念佛，忙中年危机，忙抑郁。

　　“写小说呢。”苗炜说。

　　“长篇？”

　　“短篇。”

　　“好啊，多写，大好事。”

　　“一定多写，我还等着《人民文学》发表呢。”

　　在当代，在我的祖国，听到这种答案的频率和我接到火星的邮件或者我死去的姥姥的电话类似。我记得在我的中学年代，文学还是显学，我的语文老师已经明确指出，写东西这件事儿，如果不是为了名利或者勾引姑娘，还是能忘就忘了吧。即使为了名利或者勾引姑娘，世上还有大把更简洁有效的方法。而在当代，在我的祖国，如果我的语文老师还在中学教课，她会发现，已经没有任何告诫同学们的必要了。

　　2009年夏天，我在网上。苗炜用MSN告诉我，他终于要当作家了，英文直接翻译就是写字的人。不再是老师、编辑、苗师傅、苗主笔、苗闷骚、苗帅哥，而是写字的人。

　　“十月份，我要出本小说集，能不能给写个序？”
　我第一反应是：“怎么不找个大师写？”

　　“谁是大师？”

　　我听见遥远处的苗炜在心里偷笑，我心里也笑了笑，说，好吧，我写。

　　老天也算公平，给任何迷恋文字的人同样一个上天摘月亮的机会，同样一个摘不到摔下来的结局。迷恋文字的人同样把天赋、激素和野心拧巴成动力，同样号称怀着摘的理想，不同的是有些人瞄准的是金矿山，有些人瞄准的是大奶，有些人瞄准的真的是瞄不准的月亮，不同的是有些人动力足些、蹦得高些、摔得好看些，有些人只够一次3至5毫米、蹦得实在太矮、摔得实在太难看。

　　这本小说集里写灵魂、恋情、外星、猪肉、胴体。看得出，像所有写字的人一样，苗炜起于要让自己爽一下，但是还看得出，苗炜不止于让自己爽一下，看得出，在当代，在我的祖国，尽管好些成名或者未成名的人老了或者废了，苗炜还刚刚开始，还欢势，他的机会还在。

　　文字是我们的宗教，愿我们继续倒行逆施。不要求两三年升半职，要求两三年出一本冷僻的书。心里一撮小火，身体离地半尺，不做蝼蚁，不做神，做个写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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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那个国庆节的红色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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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个冬天的饭局上认识了灵儿。那次是我们一大帮人吃火锅，照例有许多不认识的小姑娘来蹭饭。拿老作家冯唐的话说，这些姑娘一拨儿一拨儿的就像苹果鸭梨一样新鲜。我很奇怪她们为什么不找年龄相当的小伙子去耍，而是和我们这帮四十上下的人混吃混喝，其中一个曾这样回答：“他们比你们还无聊。”

　　那天灵儿穿条牛仔裤，上身是件黑毛衣，领口开得低，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我们正好把着一条长桌的桌角，离桌子中间的火锅比较远，我站起身子从火锅里夹出一片藕，一根筷子正捅在藕眼儿里，这么夹着坐下，刚往嘴里送，那藕片滑落，缓慢地落在我的肚子上，似乎被隆起的腹部阻挡了一下，又势不可当地落到裤裆处，最终掉在地上。我觉得嘴角还沾着它的油水，灵儿迅速拿起一张餐巾纸，来擦我衣服上的污渍：“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吃什么都漏。”

　　我接过她手里的餐巾纸去擦裤子：“嗯，我撒尿还老撒在裤子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