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呈，我竟然就在公众之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挑动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暇想。

走进戏院，岂能不要勇气？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之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它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你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面具的美丽(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过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一切娱乐的阿多诺(TheodorAdorno)：“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是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的包围，并且以噪音为沟通人我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熟烂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跟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乃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动作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作乐评、影评以至于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

如今你眼前的这本集子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它们只不过是些感想札记。回首往昔，十几二十年前我那些承载着过多负担的评论是大家不会再想看的；遥想未来，我大概连现在这批文字也写不下去了。定名《噪音太多》，只是因为我很喜欢法国学者雅塔利(JacquesAttali)的《噪音》；他认为音乐基本上是一种组织和判别噪音的产物，同是声响，音乐与噪音的分别决定于一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那么我这本集子和他的理论有关系吗？其实没有。

这又让我想起两件不相干的事：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一家古书店看到一本约翰·凯奇(JohnCage)亲笔签名的《沉默》，取价40美金。当时嫌贵没买，后来悔恨了一段日子。然后，两年前，我看了德国导演PhilipGroning的纪录片《遁入寂静》，拍一座法国山中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头身着斗帽长袍的修士严守禁语。于是整部片子除了钟声与诵经，就几乎没有别的声音；镜头则在一片白雪笼罩的古建筑内外缓缓挪移，再无颜色。空白而沉默，大音稀声，此之谓也。所以，我是否拥有凯奇的签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第一部分 纯粹音乐怎么听 纯粹音乐

朋友之中有一种音乐上的“纯粹主义者”，对他们而言，音乐既然是艺术，就该用很艺术的态度对待。意思是听音乐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干，好好坐在音响之前全神贯注地启动听觉装置，其他感官一律关上。不能喝水不能吃零嘴，而且目不能视（除非看谱）。如果把音乐当成背景，让它陪你工作做菜干家务，那就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了。

我这些“纯粹主义”朋友里面又有几个纯之又纯的精英分子，钟爱勋伯格以后的现代音乐，觉得这些不入俗耳的学院派音乐才是声音的绝对升华。在这些朋友面前，我不大敢说自己喜欢“极简音乐”（ＭｉｎｉｍａｌＭｕｓｉｃ，港台译作“极低限音乐”），尤其是格拉斯（ＰｈｉｌｉｐＧｌａｓｓ）的作品。因为他们会说这是典型的背景音乐，反反复复，毫无进展，根本经不住凝神细听，就跟流行音乐似的，烦闷无味。

事实上，我也无话可说。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