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有社会担当、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也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

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小城，叫做高雄。1961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灯饰，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20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

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他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