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写一个关于胸围的故事，主角是一个胸围，由它亲自叙述这百年来的沧桑历史。中国女人从前用肚兜，胸围是西方产物，十九世纪时，富有人家的小女孩用帆布、鲸鱼骨、钢线和喱士制造胸衣。这种胸衣将女人的身材变成沙漏型，长期穿着胸衣的女人，内脏会受到破坏。一八八九年，巴黎一名胸衣制造商HermineCadolle女士发明了世上第一个胸围－－一种束缚胸部而不须同时束缚横膈膜的衣物。

那时的胸围，虽然不用束缚住腹部，但仍然是一件“庞然大物”。一九一三年，纽约名嫒CaresseCrosby叫女佣将两条手帕缝在一起，再用粉红色的丝带造成肩带，变成轻巧的胸围。内衣制造商华纳公司用一千五百美元向她买下专利权，大量生产，成为现今胸围的雏型。一九三五年，华纳公司发明乳杯，由A杯至D杯，A最小，D最大。一九六零年，是胸围的文化大革命，妇解分子焚烧胸围。到九十年代，时装设计师让女人把胸围穿在外面，胸衣的潮流又回来，做隆胸手术的人数在各项整容手术中排行第二。女人与胸围同在。

如果说这段胸围的历史有点象中国历史，未免把中国贬成一个胸围，但胸围的确也象中国，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终于又强起来。

我的第一个胸围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母亲的。一天，母亲跟我说：“周蕊，你该戴胸围了。”因为提不起勇气自己去买胸围，所以我偷偷拿了母亲的胸围戴在身上，那个胸围是肉色的，两个乳杯之间缝上一朵红花。我自己拥有的第一个胸围是向流动小贩购买的，他是一个男人，用手推车推着胸围在闹市摆卖，数十个胸围堆成一个个小山丘，场面很壮观。

我现在是一个内衣零售集团位于中环总店的经理，这间店专门代理高级的法国和意大利名牌内衣。这段日子所遭遇的故事告诉我，女人的爱情和内衣原来是分不开的。

我工作的总店位于中环心脏地带一个商场的二楼，这里高级时装店林立，租金昂贵。店面占地七百尺，有两个试身室。我有两个店员，二十六岁的安娜和三十八岁的珍妮。安娜是个十分勤力的女孩，缺点是多病，经痛尤其厉害，脸色长年苍白。珍妮是两子之母，是公关能手，跟客人的关系很好，体健如牛，跟安娜配合得天衣无缝。安娜和珍妮还有一个好处，安娜只有九十磅，珍妮有一百五十多磅，她们的体型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一位进来的客人的自卑。

高级胸围有一个哲学，就是越少布料越贵。布料少代表性感，性感而不低俗是一种艺术。一个女人，能够令男人觉得她性感，而不觉得她低俗，便是成功。聪明女人懂得在性感方面投资，因此我们的货品虽然贵，却不愁没有顾客。

我们主要的顾客是一批高收入的职业女性，那些有钱太反而不舍得花钱，我见过一个有钱太，她脱下来的那个胸围，已经穿得发黄，连钢线都走了出来。女人嫁了，便很容易以为一切已成定局，不再注意内衣。内衣生意最大的敌人，不是经济不景，而是婚姻。刺激内衣生意的，则是婚外情。

这天，差不多关店的时候，徐玉来找我，店外经过的男人纷纷向她行注目礼。她是意态撩人的三十六A。

“周蕊，你有没有铅笔？”徐玉问我。

“原子笔行不行？”我把原子笔递给她。

“不行，要铅笔。”徐玉说。

我在抽屉里找到一支铅笔，问她：“你要写什么？”

“我刚拍完一辑泳衣硬照，导演告诉我，拿一支铅笔放在乳房下面，如果乳房低过铅笔，便属于下垂。”

我认识徐玉不经不觉已有三年，那时我在设计部工作，徐玉来应征内衣试身模特儿。她的身材出众，身高五尺五寸，尺码是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皮肤白皙，双腿修长，穿起各款内衣十分好看，我立刻取录了她。自此之后，我们时常“贴身”接触，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我曾经精心设计了几款胸围，向我那位法国籍上司毛遂自荐，希望他把我的作品推荐给总公司，他拒绝了。徐玉知道这件事，邀约我的法国籍上司吃饭，向他大灌迷汤，极力推荐我的作品，他终于答应把作品送去总公司。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惜，总公司那方面一直石沉大海。

“怎么样？你的乳房算不算下垂？”我问她。

“幸亏没有下垂，仍然很坚挺。”她满意地说。

“大胸不是一件好事。”我吓唬她，“重量太大，会比别的女人垂得快。”

“我认为导致女人乳房下垂的，不是重量，也不是地心吸力。”徐玉说。

“那是什么？”我问她。

“是男人那双手。”徐玉咭咭地笑，“他们那双手，就不能轻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