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 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 ”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