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揭露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在这方面继续落笔无非是重组各方信息，并无多少新意。另外，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战争中所犯罪行在战后得到了严厉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国自身也对其历史罪责进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书的写作重点不在于列数纳粹德国的罪行，而在于展示普通德国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记忆和解读。

作为"50后"，我对二战的了解尽管是间接的，但一直充满了探究的冲动。我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敌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他讲抗战故事，并从中最早听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这一连串名词。它们对我来说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而对当年的父亲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在中国的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侯，新四军在时事学习中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到德国以后，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当年曾与苏军和盟军横刀相向的德军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冲动。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蹒跚行走的白发老者，但我却很容易联想到他们当年的军人形象：风尘仆仆，一身戎装，头戴M40型钢盔，肩挎K98式步枪……90年代初我在萨尔布吕肯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老房东和他的几户老邻居家里都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军人照片。老房东向我解释过："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后方已经没有了男性青壮年，你今天能见到的老头全是当年的军人……"

老兵们生活在我的周围，但和他们深谈"二战"的话题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事关那场不义的、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事关个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们是很难向一个相交不深的外人敞开心扉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德国的"二战"反思会在德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形成一道交流的鸿沟。年轻的一代人在中学教育中就可以系统地了解到自己先辈参与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文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这在德国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后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们也倾向于对自己的"二战"经历采取谨言慎行的态度。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外国人的采访要求时，这种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

除此以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书写"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历史见证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战"开始时刚20岁的德国人，到现在也都进入古稀高龄了。依然健在的 "二战"德国军人越来越少，当年将校级军官已基本绝迹。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要进入这个写作领域，只能抓紧有效的几年时间。

进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种交流的基础。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由德国老兵留下的战争回忆录。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德国以外，读来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凡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老兵回忆录大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把历史诉诸文字时，其思想表达毕竟要比说话来的更为谨慎，在事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经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的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这种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是绝不可能见诸于文史书刊的。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实地了解德国老兵和他们眼中的战争，必须要和他们直接对话，要让他们敞开心扉，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要"零距离接触"。

在我生活于德国的十几年中，先后接触过很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虽说经常能见面，但也不过是在楼道或街区碰上面后打个招呼。但只要出现交谈的机会，我都会不失时机地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后来逐渐地就变成了有意识地收集故事。由此获得的材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积少成多后就使得那场战争在我眼前逐渐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当然，依此还不足以成书。在我对德国老兵心中的"二战"积累了一些感觉后，我决定开始正式的采访。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感觉到了写这样一本书的难度。

我曾经试图通过德国的各类研究第三帝国史和"二战"史的协会和机构建立采访渠道，但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德国人在拒绝求职时很直接，但在拒绝求助时则很委婉。他们经常是不直接回绝我，而是很热心地推荐我再去和别的单位试一试，而且会给出一些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最终又让我返回到了最早联系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个无效循环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况发生在斯图加特市的一个老兵协会，会长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老得已经写不成信了，他委托助手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将要提供给我一个老兵会员的名单，我可以根据这份名单上的电话和地址逐一去联系或采访这些人，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后来我了解到，老会长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要找到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可能还是通过对方能信得过的人来引见，这种引见的角色是各种协会和机构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他们对你的写作动机并无丝毫认知。这个建议启发了我，我开始尝试在朋友圈中寻找引见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最终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接触到了一些愿意和我闲扯过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举行的一次老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德国西部的布劳姆贝克市（又称花山市）举行的，由当地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一手操办的，主题是《老兵忆"二战"》。

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座谈会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发起者是一位前中国留学生，组织者是一位前德国政治家，到会者是8位前德国军人。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开汽车前来赴会的，6位正式着装，打了领带。他们保持着军人严格守时的习惯，约好的10点钟刚一到，一群老头就脚跟脚地进入了会场--组织者老市长家那宽敞洁净的客厅里。这些老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各不相同，其战时加入的军种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和纳粹德国的"第四武装"党卫军。

图0-2：2002年2月在布劳姆贝克市的老兵座谈会。到会的8位老兵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国海、陆、空三军种和党卫军，曾分别在西欧、北欧、苏联和大西洋海域作战。照片中这5位老兵全部是正装出席座谈会，而且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简历。截至本书截稿之时，他们中间有4位已经去世。

在举办老兵座谈会之前，细心的老市长建议我把采访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座谈，请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步再家访，即根据在座谈会上了解的情况，挑出几个有故事的老兵进行单独采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任何一个老人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3个小时座谈会能提供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对我来说，除了要在这个座谈会了解与会者的各自战争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会相聚气氛，感受相互关系和观察共性的东西来获得一个对老兵的群体印象。座谈会的气氛很平和，除了话题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国一般的聚会并无二致。原因再简单不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德国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遥远，而对这些战争亲历者本身来说，他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园的同一代德国人，说起那段历史来就像聊家常一样自然。这次座谈会使我对德国"二战"老兵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德意志民族延续过程中特殊的一代人，这些老兵们在民族秉性上和他们的前人和后代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命运。

由于"二战"带给德国军人个人命运的撞击过于剧烈，老兵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之深刻远远超过一般老年人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大多数我接触过的老兵都能随口说出自己入伍、负伤、被俘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中，没有人为其战争经历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人流露出负罪感。发动战争的德国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其中包括人员的死伤、城镇的破坏、赎罪式的战俘劳动、对受害国家的赔偿），这使得这些当初在 "为国尽职"信念下走向战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如今的心态十分平和。而他们在对自己曾宣誓效忠过的纳粹元首的谴责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这些当年的军人已经真正悟透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战争会给平民带来何种命运。

采访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一次约好的面谈我要专程驱车数百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