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他对着中国的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是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也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我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读到奈斯比特的言论。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报道，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新闻纸上洋溢着成就、自得，以及一种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国是如何变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国的——一个将政治威权和经济增长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不管多少悲观的预言和深层矛盾，似乎都不能阻碍它变得更强大。

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早已容纳不下中国的成长？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系吗？在得出肯定的结论后，奈斯比特甚至寻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对中国进行严肃思考的人，都多少会震惊于奈斯比特对中国的热情赞扬和这幼稚的八大支柱理论——它们就像是从一份中国政府宣传文件上整理出来的八个口号。

中国社会狂热地拥抱了它。《中国大趋势》的出版不仅是一桩文化事件，也是一桩政治事件。有关部门指令中国的报纸连载其主要内容，高级官员出场与奈斯比特对话，畅谈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它的广受欢迎也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在很多城市，商人、青年学子诚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一位大学教授当场背诵了他一本旧作的冗长段落。

一代中国人都曾是奈斯比特的热情读者。二十年多前，他与尼采、萨特、马尔克斯、托夫勒、艾柯卡等名字同时涌进中国，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主张，却在同一时间抵达中国人的头脑。中国正在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经历了多年的封闭、压抑和自我麻醉后，他们意识到所有自封的优越性不过是谎言。他们充满了知识上的焦虑，也对所有外来的思想和人物充满了不加分析的敬畏。他们在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异化理论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他们在艾柯卡的自传里，发现了企业家的力量；他们通过尼采的“超人”反抗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抑……

奈斯比特与托夫勒的未来学，则让人们寻找到意外的抚慰。中国身陷强烈的危机意识，人们曾相信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发现自己的命运不仅比西方悲惨得多，连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从没进入中国视线的国家都大获成功。更令大陆人尴尬的是台湾，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却让台湾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很多知识分子忧虑，中国是否要被开除出球籍。

未来学家们提供了新颖的乐观——让我们暂时放弃对历史和现实的忧虑吧，我们错过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浪潮，但倘若处理得当，我们将牢牢地抓住第三次浪潮，并一跃而至潮头。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2）

二

“不可压制的乐观”，《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奈斯比特的特质。那是一九八二年，他刚刚出版的《大趋势》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没人怀疑这本书表现出某种预见性。“从工业社会到信息时代”，“从民族经济到世界经济”，“从南方到北方”，“从等级官僚制到网络化”，这些预言都已成真。但他的成功不是赖于预见。

倘若你对于未来学的谱系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奈斯比特的所有预言，之前都有人做出阐述。若论思想的创建性，他要远远落后于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等人。但奈斯比特的判断更绝对，语言更通俗。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它不鼓励你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要让你有“原来如此”的顿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世界总是充满希望。

更重要的是，奈斯比特熟知迎合正在转变的公众情绪。倘若你不了解八十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情绪，你很难理解《大趋势》为什么会获得如此爆炸性的成功。对于美国来说，七十年代充满了阴沉之气，从水门事件到石油危机，从撤离越南到伊朗人质困境，从苏联扩张到日本崛起，失败和沮丧主宰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

人们受够了沮丧。“新时代”运动是那个时刻开始的，既然改变不了政治与社会，那么我们就改造自己的内心吧，人们练习瑜伽，到印度寻找智慧，吃素食，谈论健康和幸福，将所有精力都投放在自己身上。人们也寻求激励，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成为超级畅销书，他们试图向公众表明，美国商界并没有在日本公司面前黯然失色，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

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更是乐观主义的强心剂。预言者不仅走出了罗马俱乐部的悲观，甚至摆脱了乔治·奥威尔式的阴影——一九八四年在逼近，极权主义不仅没有获胜，甚至政治都不再重要，新技术将改变一切，未来必然更自由、更平等、更美好，充满欢乐。人人都渴望自我感觉良好，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全世界，包括同样身心沮丧的中国，它在全球卖出了一千四百万册，其中还不包括中国数量惊人的盗版。

倘若说《大趋势》是他超过十年孜孜不倦剪报与分析的成果，他接下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