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說我和她沒干係，
　　原不過像兩片落葉，
　　今天偶爾吹在一起，
　　誰保得明朝不要分離；
　　犯著去打聽人家的細底？
　　但你說奇不，她到東或西，
　　像太陽的昏暗月亮的缺，
　　總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關切，更留意。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只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儲安平詩·《自語》
　　1931年元旦作於北平西郊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１。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章伯鈞）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協召開在即。民盟總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在父親下榻的北京飯店113室開會。
　　4月9日下午3時，在這裡舉行民盟總部第6次會議。出席者有沈鈞儒、黃炎培、潘光旦、張東蓀、曾昭掄、楚圖南、千家駒、周鯨文、吳□等，共29人。會議主席是父親，會議內容之一是沈鈞儒提議：中共指定《中國時報》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應否接管，請予公決。經討論，形成並通過了民盟決定籌辦報紙、成立盟報籌備委員會等三項決議。要知道，民盟素有辦報辦刊的志向和傳統２。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慶成立的時候，它的機關報《光明報》於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託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總部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第7次會議上，暫時負責《中國時報》報館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書面報告說：《中國時報》不甚合用，請改為接收偽《世界日報》。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報的事情有了進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了民盟總部第11次會議。這次會議就中共中央統戰部函請民盟接收偽《世界日報》的事宜，做出公決。在沈鈞儒的主持下，經22人討論後，通過決議如下：（一）由章伯鈞、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嚴信民、謝公望、孫承佩等7人組織盟報籌辦委員會；（二）盟報名稱定為《光明日報》；（三）於5月16日接收報館，6月16日出版新報；（四）開辦費請政府撥款；（五）辦報的政策與方針，另會討論。
　　6月6日下午2時，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民盟總部第14次會議。會上，由父親、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擬就的《光明日報》組織大綱，經修正獲得通過；推章伯鈞、劉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薩空了5人，為社務委員會委員；父親兼該委員會主席。
　　父親說：「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了時事新聞報道，報紙主要是承擔著以言論政的職責。」為此，他和薩空了等人建議成立一個《光明日報》言論指導委員會，並提議就這個委員會如何組織進行公決。這個提議也很快形成決議，並公推父親、沈志遠、黃藥眠、周鯨文、楚圖南、胡愈之等9人擔任言論指導委員會的委員。父親為第一召集人。
　　十天後，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國民主同盟在北平創辦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出版了它的第一張報紙。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秘書長薩空了，總經理林仲易。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份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所以，當父親得知作為高級知識分子政治派別的民盟能擁有一份報紙，且又由自己負責籌建的時候，其心情活像一個男人在籌辦婚禮大典：激動、欣幸、亢奮，還有滿腦子的盤算和設想。
　　單是「光明日報」四字報頭的題寫，就讓父親大費心思。他甚至叫母親也來試寫。母親的字極好，連周恩來都知道。那時我們全家從香港抵京，暫住在北京飯店二層的一個套間。我記得母親從晚飯後，就開始練寫「光明日報」四字，父親一直伺候左右，還讓母親拿出從香港帶回的上等紙。每寫一張，他就誇一句，可還是請母親繼續寫，並說：「可能下一張會更好。」
　　我先守著桌子看，後坐在沙發上看，再後躺在床上看，再後便睡著了。這其間，好像劉王立明還來訪，被父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等我一覺醒來，發現母親還在那裡書寫，父親仍在那裡伺候。寫著「光明日報」四個顏體正楷大字的16開紙張，鋪滿寫字檯、窗台、茶几、沙發、地板。我想去衛生間小手，竟連條路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報」這四個字，父親最終是用沈老（鈞儒）寫的，還是為母親所書。但我知道反右剛結束，《光明日報》立即換了報頭。
　　父親常去報社開會。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報》印刷廠廠長費振東（費孝通之長兄）也都常來我家匯報工作。一天上午，父親要到座落在西單石駙馬大街的《光明日報》社去談工作。
　　我對父親說：「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嗎？」
　　父親同意了，並高興地說：「到了報社，你一個人先玩。等我開完會，帶你去印刷廠參觀，看看一張報紙是怎樣印出來的。」
　　報社的會開得特別長，等父親拉著我的手去印刷廠，已是近正午時分。我的肚子早就餓了，父親請一位專門剪報的女工作人員到食堂，買了個白面大饅頭給我。那饅頭香極了，我邊吃邊走，隨著父親到了車間。父親請操作工人給我介紹印刷的過程，他自己則站在一邊仔細翻閱著當天的《光明日報》，好像並不覺得餓。
　　家裡的報紙有好多種。每當洪秘書把它們送進客廳，父親打開的第一份，必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開全國組織宣傳工作會議，日程非常緊。父親一定要大家參觀《光明日報》，結果安排在會議結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們白天遊覽了頤和園，晚上仍被大汽車拉到報社，一個個疲憊不堪。唯有父親西裝領帶，精神抖擻。在印刷車間，他還主動擔任講解。母親說：「你爸爸為了自己的『光明』，不顧他人死活。」
　　後來，有件事大大消損了父親辦報的熱情。一日清晨，父親還沒來得及起床，就接到上邊的電話，說當日剛出版的《光明日報》有了大問題，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館的。父親眉頭緊鎖，一聲不吭，也沒有去交通部（父親時任交通部部長）上班，一連幾天的心情都很壞。我很想知道報紙出了什麼事，可一瞅父親那張陰沉的臉，便不敢開口了。
　　過了小半個月，《光明日報》的一個幹部來我家做客，我趁機偷偷地問：「前些日子，你們《光明日報》出了什麼大問題？」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錯誤。有個重要新聞，是針對某個事件發表的兩個嚴正聲明——一個來自中共中央；一個為各民主黨派中央的聯合表態，它們均為新華社的通稿。《光明日報》把民主黨派的那個聲明放在了頭一，把中共的聲明放在了頭二。這就出了大亂子，上邊命令追回報紙，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必須要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列在前，民主黨派擺在後。
　　我搞不懂，為什麼民主黨派的報紙，非要和中共的報紙打扮得一模一樣。我拿了這個問題，又去問父親。
　　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卻很驚異於我的提問。
　　此後，這份報紙的面孔越發地死板、難看。父親去《光明日報》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卻始終惦念著再去報社玩，還惦記著報社食堂的大白饅頭。於是，忍不住問：「爸爸，什麼時候去《光明日報》辦公，再帶上我吧？」
　　父親答：「報社的大小事務，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報》雖是民盟中央機關報，但它並非屬於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屬於意識形態。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
　　6月的一天，李維漢把父親、羅隆基、王芸生等人請到中央統戰部開會，告訴他們：中共打算重新考慮「大公」「光明」「文匯」三報的歸屬問題，請他們就三報重返民間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座談。在中國，似乎再也沒有比政策的變動，更能調動人的情緒。父親、羅隆基、史良等這樣一批久立政壇的人，也不例外。頃刻之間，他們的工作熱情和自由理想被激發出來。為加速民間辦報的步伐，就連一向對立的章（伯鈞）羅（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識和行動的一致。
　　會上，李維漢說：「既然要恢復『文匯』３，那就把『教師報』改過來吧。」
　　父親不贊成，說：「如果恢復，就恢復『文匯』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