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卸去教职，一时不得闲。《退步集》付印两年来，杂稿积攒，又可以勉强凑本书，出版社那边是早在催促了。
班上的几位同学，今已毕业。论文答辩是排在去年最后一周末，漫长的陈述、提问、讨论、通过……待师生相偕走到校门口，暮色四合，告别走散，就像数年来的下课与下班。此前，离校表格早经填妥，我知道，这是在学校的末一回尽职了——单位走人，照例置饭局。先是系里做东，共三桌，随即慷慨激昂，相继发言，间中免不了吆喝灌酒，我竟索性醉了，吐了两口，还居然晕眩起立，喋喋胡说，同时脚下虚软着，迅速地想：能自己走出去吗？结果还好，和众人寒暄合影，握手如仪。不久院领导请客，座中有副系主任忻东旺。这老兄真是厚道人，趁着院长在，就二年级本科生迄无固定教室的旧案，陈情再三，一脸的急切，使我想起自己初来时的不懂事——如今我可练得很世故，单位里教学早已不置一词了。
接着是回请系中的老师，倒像年度聚餐，彼此说些同事们才会调笑无忌的话，哄堂大笑，间或无言。要说的，上回都曾说过、听过了，像我这样的走，什么意思都不好说、也说不好，笑话于是最相宜。共事七年，幸得同事长辈一向对我很宽待。再接着，是请当年力荐清华聘用我的袁运甫等几位老教授，饭桌上，也像大前年禀告去意，迟疑半天开不了口，临近席散，心里的歉意仍堵着，趁片刻静默，这才捏了酒杯站起来。
年关便这样过去了，连日好太阳。元月初，离校的手续得分头去财务科、人事处、外事办、房管科、教具组一项一项办，每个办公室暖意融融的，是清华校园那种六七十年代起造的灰砖老平房。走进去，总一眼看见几个盆栽停在南窗下翠绿着，枝叶舒展，盈盈然，叫不出名目，也不知哪位科员平时养着的。手续过程自然是客客气气，笑眯眯，签字、签字、签字，然后盖戳——那年来清华报到也暖冬，也是这几个办公室，科员则是另几位，同样笑眯眯——我看着盆栽们又是贤惠又乖顺的好模样，浴着京西太阳光。
是啊，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体制怎能轻易改！只是那些天校园楼道里东张西望穿行着，竟仿佛闯入外单位：仅仅几天前不还在这里上班么？不料手续一办妥，眼前种种忽然就此退远、隔开、事不关己：原来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真暗暗惊讶自己的无情，而浑身是生命中大可承受的轻！
专一僻静的绘画生涯，告别很久了。我所做的事，唯电脑里存一堆文件，每个小方块标着拼音字母“W”，下端是文件名。平时写写改改不觉得，到了要成书，才发现自己这样地不知轻重：早先的话题已嫌太纷杂，年来还居然好意思出面谈鲁迅，而且三篇，而且那么长……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但眼前的情境何其真实而庞大无边，这样子叫嚣，反倒如我诅咒的事物，无一例外地使诅咒者施行自我的毒害。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么？倘若旁观，我会起厌烦，因这样的角色其实上了道德正义的当，太看得起邪恶，同时，给沉默的大多数当戏看。
而各种话题只管不由分说递过来，写下去、写下去，也竟自以为是、自以为非，贸然拿去发表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太少太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有些话题说说无妨，管它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偶或遭遇严肃的命题，虽则尽可能正襟危坐写写看，待完篇，始知事情大不简单。近时《南方周末》忽然讨论文艺复兴与中国，几位论者拉我凑点小热闹，才下笔，便发觉这话题动辄涉及偌大的社会与国家，以我的肤浅和业余，相配相宜么？即便有话可说，要说得诚恳说得对，委实很难。
近时我警觉到是在本行的岔路上越走越远了，沿途风景渐渐殊异而陌生，虽谈不上畏惧，步子好像得缓一缓，看看能不能回到仿佛起点的那么一种状态：怎样的起点呢，我心里有数，然而说不像。眼下是将积蓄的旧稿打发掉，给案头做清洁——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常是误与被误，我如今被告知自己的文字有人读，包括审查机关。记者问：你对“言多必失”怎么看？不消说，我已失得一塌糊涂了。
看人失言，有快感，善心的读者则会替作者起忧虑。今年再供应一回这类琐碎的快感吧，只是很粗浅，也很有限：删是肯定要删的，零零星星手工活是理顺上下文，好比缝补丁，针脚细密，使今后连自己也不记得哪里曾经删。剩下的事，是选择图像往页码文字间配进去，那是我的快感，目下还不确定配置哪些图片。
书名，这回没得现成词语好借用，只得老老实实添两个字，叫做“退步集续编”。
2007年3月25日写在上海
答《名牌》杂志问：
绘画和写作给了你什么样的人生？
陈：杜尚常说大实话。他说，艺术家就是不愿上班的人。
此生有幸，我几乎没怎么上过班。近年受聘教书，学校相当照顾我，极少早起上班坐班的经历，一年才几回吧。挨到正式去职，我就真的不必上班了。
你会说：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没班上、没事干，这是实情——我也当过农民，回城看着满街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好生羡慕。二十三岁那年，我插队已六载，竭尽全力争取过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表填了，体检通过了，最后一分钟被否决，因为我是上海知青，招了我，就占了南京知青一个名额。我眼看其他幸运者挤在车上开回城里去了，然后淋着大雨找县干部求告无效，发高烧，大病一场。
后来上学而留校，吃了一年皇粮，待出国，又复无班可上，没人发薪水了……很好，我活过来。为了上班、不上班，我付过几十年代价。当我五年前领到清华发下的第一笔薪水，不知作何感想。千万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都付过艰难的代价，无所几何？
“真的艺术家无视时代”，但关键他是自己时代的何等艺术家？
陈：这话说得对，不用加问号。
在艺术上，你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陈：“爱恨情仇”？很像卡拉OK歌词。农民工、发廊小姐、矿坑底下给砸死淹死的煤黑子，都是人，都有爱恨情仇吧——矿难发生了，多少条性命的爱恨情仇就此了结，变成灰。除了家属，谁知道？谁在乎？要爱，爱人死了；要报仇，找谁报？可是媒体喜欢问艺术家的爱恨情仇，艺术家在中国还是很受宠。
你说自己“经常有反差，有变化”，具体指什么？
陈：下乡，是一反差：脱下鞋子，脚踩进烂泥猪屎，农民犁地脱谷跟汉代画像砖刻的情形一模一样……出国，是一反差：进了美术馆，发现我们庞大的美术界闹那点名堂，算什么呀……回国，又是一反差：原来小孩子要学画画，还得考政治、考外语……我的种种变化，大致起于这三次大反差。
你的艺术生涯充满“骄傲与劫难”吗？
陈：李敖讲演，引清人两句诗：“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所以我回忆中央美院时，起题目叫做“骄傲与劫难”，“劫难”一句，全是指真人真事——那么惹人骄傲的学校，遭那么多窝囊罪，窝囊过了，继续骄傲——其实北大、清华和其他国内名牌大学，如今都是一回事：故意忘却自己的劫难，啃老牌子，继续骄傲。
我写那篇稿子，不是写个人，不是写自己。
一个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
陈：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例子太多，仅举数端：譬如1982年到纽约，我才知道上海油画前辈有过陈抱一与关紫兰，文学圈有过张爱玲与沈从文，儒学界有钱穆与熊十力，史学界有过陈寅恪……那是一份很长的名单，二十多年来总算陆续在国中出土见光，进入书面及影像媒体，今天不会有人太诧异了——在八十年代以前，在我青年、少年和童年时代，太多人事不知道，也不许我们知道。
你问我“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说实话，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四年前在东南大学做“常识与记忆”的讲演后，一位可爱的研究生私下对我说：“你开始讲，我就想，又来了一位老夫子，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当下惭愧，好像做了错事。前年陈平原拉我去北大参加“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座谈会，讲完话，又有学生发问：“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
我记得这孩子一脸无辜、有点发急的表情，她显然真的想知道为什么，而且没听懂我的回答，我说：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太成功了，实在太成功了！
为什么在那个前清老兵丁身上看到了文化记忆？
陈：那位老兵丁的故事，说得还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