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
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
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
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
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
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
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
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
，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
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
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
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
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
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
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
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
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
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
，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
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
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
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
，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
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
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
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
。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
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
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
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
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