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