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2011年5月26日
　世界的鸟巢

　　加尔各答的乌鸦

　　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于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俄国人如今则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十四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到了苏联实验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这最后两封信，没出现在苏联官方出版的泰戈尔文集中，他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表达出的相似忧虑，直到1986年才刊登出来。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与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连绵的一片建筑，则是一所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它的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经过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博物馆中，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