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已经点出了它的主要内容：“一个家庭的没落”。这个家庭便是德国北部商业城市吕贝克的名门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发生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这４０年间，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经历了４代，由开始的繁荣走向了没落，正好反映了德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
　　比起英法两国来，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较迟而又较快。１９世纪初期，德国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治的分裂和专制制度的统治阻碍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谓“市民”，即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原是很薄弱的。虽然２０年代已经有了工业，待到３０年代建立了统一的贸易地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靠拿破仑战争年代供应粮食起家的老约翰·布登勃洛克，正是在这个时候发财的。他开设了一家大商号“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还拥有大量的农庄、粮栈、轮船和地产。他们不但经济实力雄厚，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全城的“顶儿尖儿”。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资本的集中，引起竞争，这首先表现在商业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在这种“专谋利润”的竞争中，滥设骗局、疯狂投机已经成了风气。然而，布登勃洛克公司的当事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还遵守市民社会的“商业道德”，所谓“诚实”、“谨慎”、“温和”、“不图暴利”等等。这势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择手段、专抓一本万利生意的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却渐渐成为布登勃洛克的劲敌。
　　小约翰继承家业后，由于斗争激烈、生意清淡，再加时局动荡，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经营商业感到非常吃力。然而，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却企图在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公司时，正是盛极而衰的当口。由于战争、投机等天灾人祸，托马斯连遭打击。他感到精力枯竭，丧失了对职业的信心。如果说，托马斯这样精明的商人都难于应付尔虞我诈的斗争，那么，他的儿子汉诺更是无法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布登勃洛克公司终于败落下来，祖父手里买进来的住宅转卖给“空间”不够的暴发户。托马斯一死，买卖清理，公司歇业。汉诺病死后，他母亲带着仅有的一点财产回了娘家。从此以后，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布登勃洛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了。
　　作者创作这部关于资产阶级家庭衰亡的“史诗”，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托马斯·曼的祖辈都是殷实的商贾，他父亲是粮食公司的最后一代股东，兼职参议。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家里的旧卷宗、书信和家庭传说，小说中许多人物是以他家的亲友为模特儿的。他还将吕贝克故居的许多具体情景写进小说里去。小说发表后，这所故居便被人们称作“布登勃洛克之家”了。
　　托马斯·曼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家族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用许多篇幅去描写商界的斗争，但是，他能透过家庭生活的描写，揭露出这个社会的没落与腐朽。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产，三个女儿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计划的失算，浪荡子克利斯蒂安的挥霍，汉诺对家业的厌恶，以及蒂布修斯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遗产，女佣人强夺参议夫人的遗物……，这种种丑恶的没落迹象正是倾轧投机的商业风气和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内部的反映。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员并不理解其所以然。他们拚命挣扎，但还是逃避不了衰亡的命运。甚至到冰消瓦解的前夕，他们还不能解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颠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一个无法解喻的“噩梦”。
　　作者还通过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个家庭的衰落。这些心理描写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经济地位衰落在精神上的反映。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其经济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而趋于衰亡，它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理，包括它的理想、道德观念及其特有的情绪，也必然染上没落的色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还只是一面犹豫动摇，一面故作镇静，支撑着残局；可是等到平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时候，这个信奉“商业道德”、维护家族荣誉的最后的台柱便面临精神崩溃的危机，对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筹莫展。可以说，这根“台柱”的精神世界的瓦解过程，加深了作品主题的思想性。
　　作者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时，着重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这是他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布登勃洛克一家并不例外。表面看来，他们家庭生活中似乎不乏赏心乐事，父女妻儿之间不是有许多温情絮语吗？但是，本质上是经济利害关系主宰了一切。当他们家道衰落、相互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翻脸了，争吵了，甚至互相谩骂，你揭我的底，我出你的丑。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一次争吵吧，那是在参议夫人死后不久，兄妹三人正嚷着分配母亲的遗物。这一回，连一向懒散的克利斯蒂安也准时赶到，他这时“流露出来的热心却几乎达到贪婪的程度”。且听听他声嘶力竭的叫喊：
　　“我呢？我呢？……你们不应该把我抛在脑后啊……”
　　“我呢？……我也要分一部分食具！我能分到多少羹匙和叉子？我看我简直什么东西也没分到！”
　　“我不要钱，我要被单和食具。”
　　这是克利斯蒂安。托马斯呢，他是这样冷静，这样胸有成竹：
　　“你听着啊，我已经把一套茶具连同银托盘分给你了。至于那套节日用的镀金的食具只有我们家才用得着……”
　　“亲爱的，你要这些东西作什么啊？你拿去一点用也没有……这些东西最好是留给有家的人用……”
　　当克利斯蒂安宣布他要结婚的时候，托马斯发作了。他不允许败家子将公司的财产外流。兄弟俩隔着桌子对骂，安冬妮在一旁哀求：“汤姆……克利斯蒂安……母亲还没有入殓呢！”当然，安冬妮的劝解并不妨碍她替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争夺“还没有入殓”的母亲的遗物。
　　这场争吵写得有声有色。我们仿佛看到神经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条神经都在颤动着；安冬妮渴望母亲的房子，紧张得每个细胞都处于战斗状态；托马斯急得连平时冷静理智的外表都顾不得了。正是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剧了家庭的没落。
　　小说中，金钱利害关系也集中地表现在婚姻的缔结上。作者通过一些生动精彩的描写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社会，婚姻是不自由的，异性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相互爱慕、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双方的家私资产为主要条件。
　　安冬妮有过一次恋爱、两次结婚的经历。同大学生莫尔顿的恋爱因为男方太穷而宣告失败，然而这却是她唯一的一次恋爱；两次结合都是没有感情的结合：第一个丈夫格仑利希千方百计将她弄到手，是为了骗取８万马克的陪嫁费；第二个丈夫佩尔曼内德本身道德败坏。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这几场戏剧性的婚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出讽刺喜剧，揭露了各个资产阶级人物对于婚姻的态度：小约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于“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是在尽“家庭义务”，格仑利希和佩尔曼内德的攀亲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说，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看重爱情的。安冬妮和格仑利希的结合有其深刻的揭露意义：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把婚姻当做生意，格仑利希便趁机买空卖空做投机。“诚实”、“温和”的“商业道德”同欺骗、投机的社会风气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深刻地交织在安冬妮的婚事上，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社会原因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再留意一下，我们就能发现：这家人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不是以这种方式结婚的。老约翰与安冬内特结婚后，“她没给过他很大的快乐”。小约翰所以认为他妻子是“上帝给安排好的终身伴侣”，是因为他父亲“让他注意这位豪富的克罗格家的女儿，她会给公司带一笔可观的陪嫁费”。托马斯和盖尔达之间也没有真正的感情，他少年时代的情人小安娜因为出身贫贱，早就被他抛弃了。他说，“早晚有这样一天的……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会过去的。”
　　这就是信奉“金钱拜物教”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
　　《布登勃洛克一家》固然写出了一个家族消亡的必然趋势，揭露了资产阶级许多丑恶的方面，但是，应该同时指出，托马斯·曼对于这个家族的消亡是极其同情、极其惋惜的。在他看来，疯狂投机、追求暴利，当然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表现，他对这一切采取揭露的、批判的态度。然而，市民社会却是理想的社会：“温和”、“自由”、“开朗”、“和谐”，即便经商吧，也有着所谓“商业道德”。这种观点，这种感情，驱使作者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灭亡唱起一支并不动人的挽歌。
　　显然，作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对立起来，并且美化了早期阶段。事实与作者的观点恰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一道商业道德上的鸿沟。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商业上欺骗成风，剥削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这是沿袭市民社会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前后两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决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作为不事生产的中间剥削者，经商和欺骗之间划不出一道分界线来。作者推崇的那种“商业道德”根本是不存在的。
　　由于时代不同，认识不同，我们从本书的某些描写里，可以得出与作者主观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他对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是不同情的，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们被他描写成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他们同小说中其他一些工人形象一样，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华奢侈正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他们家那本“金边的记事簿”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作者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冷淡，以及作品中有关的错误描写，正说明了他对本阶级的剥削本质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作者把市民阶级理想化，导致这样的结果：他把市民社会的没落看成整个社会的没落。正是这种没落的情绪，使他同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发生了共鸣。作者后来承认，他当时使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在死亡中寻求生存，是为了让他摆脱痛苦的生活，获得“自由”。类似这样的情节沾染了悲观的、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