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

信仰里面最可贵的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有多贪心、有多赖皮、有多恐惧。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是人类世界顶尖的，对于宇宙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在检讨爱因斯坦在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整个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坚强。

我们不需要去批判不同阶段的人，去说：“你怎么还在那个阶段？”因为我们也曾在那个阶段过，当你走过来以后，应该要知道每一步踏过来是多么艰难，你不会去嘲笑，反而会尊敬。

在台湾，法规不能说不严，……甚至比世界很多地方都要严格。可是我们在执法上却很难严格，因为我们有传统儒家伦理中所谓的人情包袱，还有伦理中的一种“弹性太大”，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这就会让执法者很为难。

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句话，维摩诘讲的根本是一个人性的本质，也就是说众生所生的病，就是因为我们有痴有爱。痴是没有办法看透彻，爱就是有太多的牵挂，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兄弟姊妹，可能是情侣、夫妻，可能是师生，可能是物质，可能是修行——因为种种牵挂，心就不够清明，所以“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如果要进一步做更深的思辨，我会建议读《金刚经》，那思辨更细腻，一直在正反正反，永远给你一个东西再打破，然后让你知道拥有以后又失去的那种空的感觉。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要经历一个巨大的破灭，才知道什么叫做空，否则的话，那个空就是假的领悟。

所以我常常觉得在人世间所经历的受伤、挫折、坎坷，都是一个领悟的重要契机。

第五讲 谈物化

我并不担心我们要面对台湾这么一个高度物化的现象，我担心的是有没有一个力量出来制衡？

或者是说，为了刺激商业，财团、企业或者商人在进行物化的工作，那么教育界、学术界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一股清流，出现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人？

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些应该产生老子、庄子的知识殿堂也被物化时，才是最恐怖的事。

他们没有被物化，他们对社会有自己的良心，他们把知识分子应该把持到最后关口的价值留在身上。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官与商这两种人在一起的严重性。……所以汉朝以后，主政者对商人的压抑就非常明显。

抑商主义的缺点就是让中国近代的石油贸易和资本主义很难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大企业家，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的弱势，落后于西方。

可是今天在台湾，抑商主义不复存在，反而是空前“重商”。

一个成熟的社会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互相制衡。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有为有守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平衡社会的物化趋势，即使他们不完全成功，也是让人敬佩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先觉，在一个社会里面，这批人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第七讲 文学力

人大概到最后才会懂得，重要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