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大学本科都在开，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而是按政治课开的，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就是伪史。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大家都兴趣不大，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涉及历史，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在此，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当时仨瓜不值俩枣，现在却卖给华人，卖到几千万，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

“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有人说，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关于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西两种体系


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

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对环境破坏得太快。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农药污染问题，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抗拒它是没有用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世界的命运已定，已然逃不过去了。





中国的抵抗


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搜搜包，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有一支铅笔也不行，钢笔更不行。当时他们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中国军队不能驻军，外国军队却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不仅如此，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他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出门还骑驴。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我们的进步有限，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有人可能说，秦朝烧不出瓷器来，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一样可以煮饭、打水。还有马车，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进步非常有限。

那个时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学，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觉还好，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中个举人很爽的。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文明越往后发展，人们越紧张，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太乏味了，过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吟吟诗，喝喝酒，谈谈风月，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一觉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那么我们的感慨，我们的愤慨，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这样想来，心情就会好一点，就会平和。我们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抄近路学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怎样，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封上封条。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就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你们不能坐。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车就不坐大车，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比如，在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么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