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白板上的数字。在这三天期间，我每天会看十二个小时。即使闭上眼睛，这些数字也不会消失。我坐在深灰色的长椅上，以合成皮革做成的长椅坐起来硬邦邦的，好像根本没有装软垫。走廊上，以一点间隔设置的荧光灯洒下洁白的灯光。这里没有窗户，只在手表上留下了一天的时间变化。第一天晚上，我把这张长椅当床，在黎明前，小睡了几小时。

这里是下町①总站附近的一家综合医院。挂着白板的走廊右侧，有十二间用白色塑胶窗帘隔起来的加护病房。除非有人出入，否则，窗帘始终纹风不动。看了除非这家医院被拆掉，否则大概不会有风吹进这个房间。在这其中，有九间加护病房住了人，那些数字代表了病人的年龄，旁边写着手术日期和简单的病情。

我母亲是第三个数字，58。她已经昏迷了七十二个小时。母亲在外出的时候昏倒了，父亲和我在三天前的晚上把她送进医院时，她已经陷入了深沉的昏迷状态。

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起以为忙着住院的准备工作、联络亲戚而跑来跑去的正常人，母亲的额头、手掌和脚趾的体温更显得温暖。

我和父亲轮流守在走廊上。白天由翘掉大学课业的我负责，晚上则由下了班的父亲守在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在医院陪伴母亲，不如说我们轮流维护着占有这张长椅的权利。我喜欢看书，但守在走廊的时候，我曾经数度挑战阅读，但文字仿佛变成了干涩的沙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离开我的视野。

父亲和我没有聊母亲的事。现在聊往事似乎太早了，况且，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短短的三天之内，父亲的脸瘦了一圈，眼睛也凹了下去。如果我照一下镜子，自己的脸应该也差不多吧。我完全没有食欲，为了避免再为医院增加一名病患，只有按时吃饭，却食之无味。

母亲住院的第二天下完，有两名说是她读女中时代的同学来探视她。她们站在走廊上，隔着拉开的窗帘，注视着带着生命维持系统的母亲良久，其中一人开口说：

「她真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好母亲。妳不要气馁，好好加油。」

她的眼眶泛红，那番平淡无奇的话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令我内心的感情冲破平静的心灵大肆溃堤。我第一次见到母亲的这两位朋友，不想在她们面前哭，然而，泪水还是扑簌簌的流。

那是母亲昏倒后，我第一次流泪。由于哭得太激动了，头也痛了起来。我坐在长椅上，再度展开注视眼前白板上数字的作业。凝望着那九个数字的时间，是心灵最放松的一刻。数字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只是计算着病人曾经走过的岁月。九个人总计三百一十七年的期间，不知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数字加加减减，消磨着我负责的时段。

翌日傍晚，女友来探病。她和我就读同一所大学，专攻美国文学。她看沙林杰②和罗斯③的书，却不看马克吐温和梅尔维尔④的作品。我对大学里的任何一个科系都没有兴趣，所以，按照父母的希望读了经济系。那天是星期六，父亲从长椅上起身迎接，她递上一束百合花。那是进入梅雨季节前短暂的夏日，她穿着淡蓝色和白色泡泡纱（seersucker）的短袖洋装。略微紧绷的袖口下露出的手臂浑圆而丰腴，为加护病房的昏暗走廊带来刺眼的光芒。

父亲听她说完慰问的话之后，很贴心地从钱包拿出纸钞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