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今年七十四岁了。在她的一年里，唯一值得自豪的是她与裕仁天皇同庚；而她最感痛心的是我这个独生女儿业已长大成人，不听她管了。
　　现在，我母亲每个星期都要去教字先生那里学习写毛笔字。而且，她经常拿着自己写的字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来，对我说：
　　“妈妈、妈妈，这是我写的字。”
　　母亲目不斜视地盯着自己的习字，希望能得到我的赞扬。此时此刻，母亲天真得简直像个孩子。
　　大约十年前，母亲因为大脑感染了疱疹病毒，连自己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她把我称作“妈妈”，我丈夫则成了“爸爸”。我问她：“那么，‘妈妈’的名字叫什么？”她还生气地说：“那我当然知道。”若再问她：“您多大岁数了？”她竟说：“我七十万岁了。”
　　虽然我觉得这非常好笑，但我始终笑不出来，四十年来，我一直称她为“妈妈”。对我来说，这四十年简直七十万年还要漫长。
　　母亲实际上是我的养母，名叫平山志夏子，1901年生于福井县，是平山力松最小的孩子。平山力松一家以开茶馆为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平山力松应征入伍，上了前线。退役后，他突然与妻子和善子离了婚，并娶了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为继室。
　　对父亲的这种作法，孩子们非常不满。长子锦司首先找到了生母的娘家，随后三个孩子经常瞒着力松及其继室波津子，轮流去看望自己的生母。小镇上的事瞒不过众人的耳目，人们对孩子们日常同情，对力松颇为反感。力松的买卖做不下去了，终日里闷闷不乐。正在这时，他偶尔听到了一个消息：函馆发生了一场大火灾。
　　1907年，力松决心要到函馆去重振家业。于是，他变卖了店铺，带领全家老小和两个女佣人，背井离乡跑到了北海道的函馆。
　　力松买了一块地皮，立刻动工修建新饭馆。正当力松干得起劲儿的时候，他的钱包在工地上被人偷了，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财。当时，我的养母只有五岁，至今她还常常惋惜地说：”那是个带花道道儿的藏青色钱包。“饭馆只盖了一半，只好转卖给旁人。接着，力松辞掉了两个女佣人。一夜之间，一家五口几乎沦为乞丐，陷入了流落街头的窘境。
　　力松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在海边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躲风避雨。夜里，一家人挤在一支蜡烛的周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力松出外去打零工，大儿子锦司当了伺候人的小徒弟，大女儿滨子被送去当佣人，我的养母志夏子也做了人家的养女。可是，年幼的志夏子终日哭哭啼啼，泣不成声，致使收养的人家也感到很厌烦，于是又把她送回了力松的身边。据说，那天正好下起了大雪，志夏子的脚上只穿着一双草鞋，生了冻疮的脚肿得通红。后来，养母对我说：“到家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冻得觉不出疼和痒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睛里浮出了泪花。
　　不久，力松的继室波津子生了第一个孩子。每天傍晚，我的养母都身背婴儿，站在小屋的外面，焦急地等待着为了五角钱的日薪而弄得满身泥水的父亲。力松觉得幼小的志夏子可怜巴巴的，于是一边说：“可别告诉妈妈呀！”一边从当天的工钱中拿出一分钱硬币放在养母的小手上。养母接过钱后，赶紧藏到了自己三尺长的腰带里。那风雨吹打的海岸和那枚小小硬币，使他们父女俩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波津子一连生了十三个孩子。志夏子的背上，一年到头绑着个吃奶的婴儿，她成了家中不可缺少的小保姆。志夏子还来不及记住这些婴儿的名字，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随后又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志夏子始终没有去上学。这倒不是她不能背着孩子去学校，而是由于一个打零工的小户人家根本担负不起那份学费。尽管如此，志夏子仍情不自禁地走进小学的校园，一边哄着背上的孩子，一边向教室里窥视。这是她最大的乐趣。
　　波津子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死掉八个。志夏子整天在家里跟异母弟妹挤在一起。她与后母和不来，对那些弟弟妹妹也很讨厌。她唯一盼望的，就是父亲早点回家。她曾被送去当养女，当然家里人对她另眼相看。就这样，志夏子一直在自泣自慰中苦熬岁月，并渐渐地成长为一个大姑娘。
　　力松生来性格豪爽、喜欢热闹，所以他每到一地都很有人缘。他从当雇工开始，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不到十五年，就在函馆闯出了天下。他开了一家咖啡馆——这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接着，他又着手经营起饭馆和戏园子来。力松在外面越忙，志夏子也就越见不到他的面。她对父亲无限的爱，渐渐地变成了怨恨。在异母弟妹中她被彻底孤立了。
　　久而久之，在志夏子心中萌发了一种受害者意识和反抗地“斗志”。志夏子懂得，在她地面前只有一条路，即离开这个家庭。但如何逃出家门？逃向何方？志夏子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救星，此人明教荻野市治，是个到处流浪地无声电影解说员。
　　当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因此在银幕的一侧有两、三名乐师和一名解说员。解说员拿着剧本坐在一张小桌面前，按照电影的情节发扎进行解说。台词非常简练，重要的场面加入乐师演奏的音乐。
　　1912年，法国的无声电影《基哥马》在日本上映了。人们对这种活动的光和影感到惊叹不已，于是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活动照相”。
　　1913年，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创建了艺术座剧团。1914年，宝冢少女歌剧团宣告成立。1917年，浅草歌剧团隆重献演。1918年，青山杉作等人组建了电影艺术协会。这一时期，日本的电影和戏剧艺术恰似刚刚破土而出的春芽，真是生机盎然。大众的文娱生活，一下子从“义太夫”和“浪花节”之类的传统节目，进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世界。
　　其中，最受欢迎的仍是无声电影。一谈到“无声电影”，人们就会联想到“解说员”，一提起“解说员”，人们就会想到“无声电影”。知名的解说员成了各个剧场争先聘请的人物。如今早已不在人世的德川梦声，就是当时深受观众欢迎的“著名解说员”。
　　尽管如此，当时这个行业仍只算个艺人，也就是“戏子”，与真正的艺术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函馆，无声电影只能在曲艺场，戏园子里放映。放映时把一块四方的白布吊在天花板上，这就是银幕。在这样的地方为人们放映电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低级工作，连那些有名的解说员也不来光顾。因而，曲艺场和戏园子的老板只能请那些江湖艺人来做解说员。这些解说员的工钱往往被压得很低。
　　志夏子根本不知道当时荻野是否还是个解说员，她为了逃出函馆，也只好跟着他走了。养母常说：“我说不上喜欢他，也说不上讨厌他，连他的岁数我都不清楚。”在这些言谈话语中，流露了她不逃出函馆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更使人感到她极为可怜。当时，志夏子只是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
　　据养母说，当时荻野对她这种弃家不顾的坚定决心，感到非常吃惊。养母的父亲力松也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志夏子跟力松大吵了一场，然后便甩开努不可遏的父亲，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跑出家门，跟着荻野登上了火车。她和荻野私奔了。然而，这时她对荻野的岁数，身世和私奔的目的地全然不知。他们坐上了联运船，又换乘火车，最后到了新（）。
　　荻野在新（）找到了一些零星的工作，但一个江湖艺人的收入总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面对这种窘境，志夏子依然是那样地倔强，根本不想返回函馆。志夏子生来喜欢热闹，爱好文艺；她跟着荻野，边看边学，久而久之便作为一名女解说员登上了舞台。此时，志夏子的艺名就是“高峰秀子”。
　　当时，女解说员是不多见的。因而，志夏子比荻野工作还忙，收入还高。养母并不喜欢谈起这段经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二人很不和睦。本来，他们就不是相爱而结合的。对于荻野的放荡不羁，志夏子非但不感到悲伤和忌妒，相反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倔强，脾气变得越来越刚烈。直到后来，每当养母谈起当时男女的婚姻大事时，还总是说：“过去呀，女人一旦结了婚就只能忍耐、忍耐……”说话间，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怨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