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军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军营里，我看到一个意大利民兵，他站在军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彪悍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有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宽阔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顶皮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他站着，侧面对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皱着眉头，迷惑地盯着那位军官摊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他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拥有这样一张面孔的男人，可以为了朋友去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不愿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会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脸上看到，尽管他很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张脸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凶狠的一面，还有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对他们认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怜的敬重。很明显，他看不懂这张地图；同样明显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图视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本领。我很难弄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几乎从未见过什么人——任何人——我是说，对这样一个人，我立刻产生了好感。在他们围在桌边谈话时，大概某句话提到了我是个外国人，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头，很快地说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答道：“不是，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准备离去时，他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气很大。奇怪，人们竟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障碍，心心相印，一见如故。我希望他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那样。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这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到他；且不说，我确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一个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接触。
　　我所以提到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制服褴褛，一张焦躁、愁苦的脸，对我而言，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特殊气氛，同我对战争年代的印象关系密切——巴塞罗那的红旗，满载衣着褴褛的士兵驶向前线的破烂不堪的火车，那些沿着战线铺开的经历了战争洗礼的灰色市镇，群山中泥泞的、冰冷的战壕。
　　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12月底，距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发生的事件将1935年或1905年发生的事件都掩盖了，这件小事则更是被完全湮没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伊始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
días’。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



* 在大百货商店中从事监督店员、协助顾客等工作。——译者
** 意指大、老（附在长者姓上以区别两个同名的人）。——译者
*** 西班牙人用于男子名字前面的尊称，意即先生、老爷。——译者
****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独裁者。——译者


　　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在这一时期，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侃侃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讲英语的民族向来冷漠自大，对于来自这个文明的人而言，”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这种毫无新意的革命措辞显得十分可怜。在那段时间里，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页在街头出售，其内容几乎都是颂扬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声讨墨索里尼的邪恶的，每份只需几个生丁*。我时常看到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民兵，购买这种歌曲活页，艰难地拼读上面的单词，当他熟悉歌词之后，就开始按曲谱的调子哼唱起来。
　　这段时间我呆在列宁军营，表面上是接受上战场前的培训。早在我刚参加民兵组织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将在第二天开赴战场，但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个新的百人队（100个士兵为一个百人队）被组建起来。在战争开始之际，工会就匆忙组建了由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但这些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以最常规的军队编制原则加以组建。只是大致上划分为：小分队，大约三十个人；百人队，一百个人；纵队，实际上是指任何一个数量较大的人群。列宁军营是由一些用石头建造的华丽的建筑物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许多用鹅卵石铺成的庭院，这里曾经是一座骑兵营房，七月革命期间**被革命者夺取。这里有很多马厩，我所在的百人队晚上就在其中一个马厩中歇息。在石制马槽下面，依然铭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匹虽然都已被征送前线，但到处仍然弥漫着马尿和腐烂燕麦的气味。我已经在这个兵营待了一个星期，我能记得的主要是马匹留下的气味，震耳欲聋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是业务的——我第一次听到的西班牙军号声来自法西斯阵地）、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兵营里发出的“嗒嗒”声，在冬日清晨黯淡的阳光下长时间地列队行进，野蛮的足球比赛，在骑术学校的遍地沙砾上，对阵的双方，各有五十个人。这座兵营里大约有一千个男人，除了负责烧饭的民兵的妻子外，还有二十多个女人。这里也有在民兵部队服役的女人，尽管人数并不多。在早期的战斗中，女性与男性一起肩并肩地战斗，这是必然的。在革命时期，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已经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女兵操练的时候，男兵必须被隔离在马术学校之外，因为这些男兵会嘲笑女兵，使她们分心。在几个月之前，一个女人手里握着枪决无任何可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