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项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让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雪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象昨天一样的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象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他就象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梅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的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上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 ——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奥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大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精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请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奏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鸟。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座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古老的、棕色的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的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撂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在这里还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