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辽太郎（日）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②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①，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③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课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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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 个体觉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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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觉醒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郎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时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①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祖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②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①，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③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课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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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 个体觉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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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觉醒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郎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时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①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祖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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