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我派作鲁迅一党，我说非也，鲁迅是不喜欢猫的，而我不但喜欢猫，还因为狗与猫作对，把狗恨恨不已。我的不喜欢狗，很多朋友都知道，一同去乡下玩时，常有人叫道，那里有只狗呀！便是想挑拨我去和狗打架。城里的狗都不是好欺负的，因为每条狗都领着一个人，高低惹不起，只好偶尔去饭馆吃顿狗肉，聊抒快意。狗的样子我也不喜欢，小时候在山里见过一只狼，以为是狗，不知道害怕，现在想来，很是对不起，因为狼的脖子和尾巴分明是粗硬的，而进化为狗之后，都细软起来，以便摇头摆尾，哪里还有一点狼的样子。尤不喜的是乖而顺之的狗脾气。当然，这种脾气，也是人教给的，而且教学相长，人再重新从狗身上学过来，动不动就"上怀犬马恩"，眼眶也湿。不知道早先狗是怎么被改造过来的。现在店里卖的狗粮，至少是小康水平，但想当初，五十者才衣帛食肉，轮到狗头上，恐怕只剩下猪狗不食其余的东西，较之狼在山林里的伙食，远有不如。不过，毕竟是一份安稳饭，头顶上"嗟"的一声，面前就有吃的，在改造好的狗看来，已经是福气。明人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讲，驿站里拉车的狗，口粮有"狗分例"，要是被人克减了，它们会反啮其主。这样的狗脾气倒讨人喜欢，不过日常里所听到见到的，全是克己奉主的故事，甚至有自愿饿死，以成狗节的。所以陶宗仪多半是在瞎编，别的不说，居然要"辍耕"，可见其不是什么良民。
　　现代人满耳是汽车喇叭声，所以做起诗来，不再说什么"无使尨也吠"，而是慨叹听不到鸡犬之声了。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我有几次夜间进到乡村，一点坏事没来得及做，忽然之间，就有上百只狗在黑暗里大叫不已。其实它们也只是瞎叫叫，互为声援而已，并不知道在叫什么。蜀犬吠日，粤犬吠雪，总还有点由头，像这样不明不白地以天下为狗任，实在是只有"狗脚朕"们才喜欢的脾气。我并不是反对狗叫，狗不叫，性乃迁；但西谚云："无论大狗小狗，都应该有自己的吠声。"
　　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这"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据说最好的狗，对主人最柔媚，永远夹着尾巴做狗，对不是主子的人毫无情面，不管高矮胖瘦，黑白妍，一概作势欲啮。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那还好办，但并不是这样，而且养狗的人也很多，走在这些人之间，犬牙交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该怕人，还是怕狗。
　　喜欢狗的形貌，不妨算是人情之常，我不敢非议；喜欢狗德，在我看来，就有点不同寻常。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话，可见爱狗的人，对狗也是看不起的，至于赫胥黎声称愿意做达尔文的斗犬，齐白石有一方印上刻着"青藤门下走狗"，不过是比方而已。而我们爱猫的人就不是这样，以"猫"字加于人，并不觉得可恼，但也并不宣称要做猫。爱狗的人经常对我宣讲狗的种种用途，狗宝狗皮，引车救人之类，我同意，不过谁要是说这些事只有狗才能办，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信。
　　临难狗免的事是没有的，倒霉的总先是狗；犬吠云中我也没听到过，呜咽一声死掉，倒是见过几次。所以若说"恨"狗，是不确的，其实只是憎厌而已。至于吃狗肉，因为它们毕竟是狗，不是人，人肉我是不吃的。而狗咬人，早已不是新闻了。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我不喜欢牡丹，看到它的胖样子，就觉得有股俗气扑面而来；我也不喜欢梅花，看到它的瘦样子，就觉得有股酸气冲鼻欲入。--为什么说这个，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因为以后可能说不成了。
　　不出今年，或者牡丹，或者梅花，或者两个一起，就要被定为"国花"。我现在这般挖苦，至多是口齿轻薄；以后再这么说，没准儿罪在亵渎。现在胡说八道一番，拥戴牡丹或梅花的人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也奈何我不得；以后呢，人家眼里寒光一现，我就要吓得闭嘴--国花呀！大概不会有相关法律禁止侮辱国花，不过就算如此，我也自会小心：瞧，世界上不能批评、不能拿来开玩笑、惹不起之物，又添两种了。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牡丹和梅花。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
　　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那就是妥协。
　　我种了一园芍药，邻人种了半亩牡丹，如果要相安无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对方挖苦过甚；第二，对对方一般性质的异议，要能忍受，不要摆出惹不起的架势。两条缺一，都得打起来。
　　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说到这，我要再次恭维中国社会的世俗性质。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对释道二氏都没有毕恭毕敬，开玩笑的话很是说了几句，但没听说斯人斯书受过什么打击，这样一种宽容的姿态，使释道这两种信仰，同主流社会以及彼此之间，经历千年仍能和平共处。
　　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刚播完，却就有了一片批评之声，指责有节目"拿农民开玩笑"。这真是让人没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谁能讲明其中的道理吗？
　　举而反之，推而广之，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辈争论，他一时无话，半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我说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据我接触，农民在各阶层中是最豁达的，他们的玩笑，对什么都开，时常会让外人吓一跳。我也不曾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因其劳作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享有"不被开玩笑权"。
　　"春晚"的一位批评者质问："为什么农民会在城里人眼里显得可笑？"--有谁听得懂他在问什么吗？我是听不懂的，或者说，这么上纲上线地问问题，我宁可装听不懂。在重农的古代，或在"工农兵学商"的时代，农民的"精神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妨问一问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因此而怀念彼时吗？
　　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再回到"国花"上，"国花"有也罢没也罢，本来都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