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达小山头上C连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眺望那片营房，在灰蒙蒙的晨雾中，下面的兵营清清楚楚映入眼帘。我们在那天就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进驻时，这里还覆盖着白雪；而现在，春天初生的嫩叶正在萌芽。当时我就思忖，不管我们将面临多么荒凉的景色，恐怕再也不会害怕那儿的天气比这里更令人难受的了，现在我回想一下，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愉快的记忆。

在这里，我和军队之间的爱已经完全消逝了。

有轨电车在这儿到达终点，使得从格拉斯哥喝醉了回营房的士兵可以在位子上打盹，直到他们到达终点被人喊醒。从电车站到营房门口还要走一段路；在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里，经过警卫室之前还有时间扣好上装，整理军帽，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水泥路被野草代替了。这是城市最远的边界。鳞次栉比、整齐的住宅区和电影院终结了，偏僻的乡间由此开始。

这个兵营驻扎的地方前不久还是一片牧场和耕地；农舍仍然位于丘陵怀抱之中，已经做了营指挥部；曾经是果园的残垣断壁上爬满了常春藤，洗衣房后面还有过去果园留下的半亩残缺不全的老树。在军队进驻之前这块地方本来是计划要清除掉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那里的农舍、围墙和苹果树都会无影无踪了。半英里长的水泥马路在两边光秃秃的土堤之间修起来了。马路两旁纵横交错的阴沟说明承包市政工程的商人曾经计划在那里修建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这片地方可能就已经成了近郊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过冬的那些小房子就等着轮到它们毁掉了。

坐落在路那边，即使在冬天也被环绕着的树林半遮半掩着的，是一所精神病院。它成了人们频繁讥笑评论的话题，它的铁栅栏和高大的院门使得营地的粗铁丝网黯然失色。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疯子在整齐的碎石小径和美丽的人工草地间闲逛和跳来蹦去；这群幸运的不为国出力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承担不起的战斗，毫无疑问，他们已尽了职责，是这一个发展的世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正安然享受着继承到的遗产。当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士兵们常常隔着栅栏向那些病人大声喊叫——“好朋友，给我把被窝暖热吧，我不久也要来了——”但是，我们最近来的排长胡珀，嫉妒那些人舒服生活，“希特勒会把他们送进煤气室去熏死，”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两样东西。”

我们在仲冬时节开进这里，那时，我带来的是一连身强力壮、充满希望的士兵。我们从沼泽地区调动到这个码头时，人们都说我们最终会开往中东。日子一天天逝去，我们清除积雪，平整练兵场，我看到士兵们由失望变成了听天由命。他们贪婪地闻着煎鱼铺里的香味，竖起耳朵听工厂的熟悉的、和平时期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伴奏声。现在每逢休假日，他们就没精打采地站在街道拐角上，看到军官走近就侧着身子溜掉，生怕一敬礼，让军官看到他们带着新情人逛大街而丢脸。在连部，有一大批条子要求小额借支和照顾假期；天刚蒙蒙亮，到处都是泡病号的士兵的诉苦声和牢骚满腹的阴郁面孔和呆滞眼神，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而我，照规矩本来应该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可是，我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在这里，原先把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已经提升走了，继任的是一位年轻的，不那么和蔼的人，是从别的团调来的。在战争爆发时一起受训的那批志愿兵，现在留在食堂里的不多了；他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差不多都走光了——一些人因为伤病退伍，一些人提升到别的营里，有的进了参谋部，有的志愿当了特工人员，有一个在野外靶场上不小心被子弹打死了，有一个受到军事审判——他们的位置都由应征士兵取代了；现在，军官餐厅休息室里不停地播放着无线电节目，人们在饭前喝很多啤酒；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这会儿，我在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老起来。每天晚上我感到浑身僵硬、疲倦，不愿走出营地；我养成了独占某几把椅子和某几种报纸的习惯；我经常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不多也不少，听完了晚上九点钟的新闻马上上床。我总是在起床号前一小时醒来，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对军队最后的爱消逝了。它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的。留在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的某天，当我在吹起床号前醒来，躺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凝视着一片黑暗，一边听着四个同屋人深沉的鼾声和梦话，一边心头反复考虑着当天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把两个伍长的名字登上参加武器训练的名单了吗？在假满归队这一天，我手下超假的人数又会是最多的吗？我能够委托胡珀把一班候补生带出去勘察地形吗？——当我在黑夜里躺着的时候，吃惊地体会到我心里有某种东西，久病不愈，已经静悄悄地死亡了，就像一个丈夫可能感到的，他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突然认识到对于他一度爱过的妻子不再有什么热情、温柔或敬重，和她在一起不感到快乐，没有取悦她的愿望，对她可能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想什么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没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对于遭到不幸也不自我谴责。我清楚地知道婚姻幻灭的单调乏味的境界，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上述的境界，从早期的苦苦追求直到现在，如今我们之间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规定的冷冰冰的义务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了。我亲自演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场戏，发现早期的小小争执愈来愈频繁，眼泪更少感染力，和解不再甜蜜，直到产生了一种冷漠的心情和冷淡的批评，使我愈来愈相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我原来的爱人。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不老实的调子，我学会了忧心忡忡地留心听有没有这种声音；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茫然的、忿恨的、难以理解的眼光，我看到她那自私的、抿得紧紧的嘴角。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了解一个日复一日地共同生活了三年半的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邋遢习惯，施展魅力的手段，她的嫉妒和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神经质的动作。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迷人的力量，我看出来她是一个和我志趣不相投的陌生人，过去我一时痴迷和她不能分离地结合起来。

所以，在军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完全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我会继续服役，但是对此我只是默默地接受，毫无热情。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早晨九点一刻在附近铁路支线上车，把剩下的口粮放进军用背包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已经率领一支小先遣队走了。连里的东西头一天已经收拾好了。胡珀被选派去检查营房。全连于七点半列队集合，帆布军用背包都摆在营房门前。一九四零年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早晨，我们错认为派我们去保卫加来。打那时起，我们一年要换防三四次；这一回，我们新上任的指挥官正在进行一种不平常的“安全”表演，甚至麻烦到要我们把制服上和运输工具上的标志统统摘下来。这是“极有用的战争状态训练，”他说，“如果我发现有营妓在那头等待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泄密了。”

厨房的炊烟在晨雾中漂浮，营房驻扎在那里，就像一个迷宫，由许多线路构成，描画在一个未完工的房屋建筑设计图上，仿佛是最近由一群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似的。

“代号为‘绿鳕’的发掘物在二十世纪市民奴隶团体和继之而起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环。在这里，你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会修建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却被一个处在最低发展阶段的人种蹂躏了。”

我想，未来的权威们可能会那样写。我回过头去问连的军士长：“胡珀先生来过吗？”

“长官，今天早晨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们去到那间已经搬空了的连部，在那里我发现，做好营房设备损坏表后，又打破了一块窗玻璃。“夜里风刮的，长官。”军士长说。

（一切损坏都可以归之于这样的原因，或者归之于“工程兵的演习，长官。”）

胡珀来了；他是一个肤色发黄的青年，留着个背头，从前额起没有分缝，带有单调的英国中部口音；他来连队已经两个月了。

士兵们不喜欢胡珀，因为他不太内行，他有时会对着大家叫着个别士兵的名字下口令，比如喊：“乔治，稍息，”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差不多到了钟爱的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刚到饭厅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新来的上校和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他这个人还不了解。他在饭厅休息室里已经喝了几杯杜松子酒，有几分醉意，这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

“赖德，那个青年军官是你连里的人，对吗？”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上校，”我说，“早就该剪了，我一定设法让他剪了。”

那位上校又喝了几杯酒，开始打量胡珀，一面出声地说：“天啊，现在他们竟把这样的军官送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