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在草原、高山或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偶尔会遇到一些有一、两千居民的小县城，这些小县城里的房屋都是木头的，并不美观，每个县城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另一座在墓地；这些小县城与其说象城市，还不如说象莫斯科郊外较大一点的村庄。这些小县城一般都派驻有相当多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和各种下级官员。一般说来，尽管西伯利亚气候寒冷，但在这儿当差奉职却是特别舒适的。居民朴实，缺乏自由主义思想，一切秩序都是旧式的、始终不变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崇的。那些实际上在西伯利亚充当着贵族角色的官吏们，或者是本地的土著即西伯利亚人，或者来自俄罗斯，大部分则来自京都，他们都是被那额外的薪俸、双倍的驿马费或令人向往的日后的美好前程吸引来的。其中善于解答人生之谜者，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高高兴兴地在那儿扎下根来，尔后结出丰硕、香甜的果实。另外一些处事轻率、不善于解答人生之谜的人，则很快便对西伯利亚厌倦起来，他们满腹忧愁地暗自问道：为什么要到西伯利亚来呢？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法定的三年任期的终结，任期一满，便立即请求调离职守，返回故里，并对西伯利亚大加咒骂和嘲笑。其实，他们错了：别说从当差奉职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在西伯利亚也是有福可享的。这里气候良好；这里有很多家资巨富而又慷慨好客的商贾；这里有很多非常富有的非俄罗斯人。这里的小姐们更是象玫瑰花一样美丽，而且品德都极为高尚。这里的飞禽走兽在大街上乱飞乱跑，自投于猎人的罗网之中。香槟酒可以尽情地喝，至于鱼籽酱，则更是味美异常。说起农作物的收成，有些地方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总之，此处真乃福地也。只要会享受它就行。在西伯利亚，人们是会享受的。

　　在这些喜气洋洋而又自我满足的小县城当中，有一个小县城连同它那十分可爱的居民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小县城里，我遇见过一位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流放犯——他出生在俄国，从前是贵族兼地主，后来因为杀死妻子变成了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他服满法定的十年苦役后，作为一个移民在K城定居下来，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虽然被正式登记为该城的城关居民，但却住在城里，因而得以依靠给孩子们讲授功课为生。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县城中，常常有请流放犯当家庭教师的情况，人们并不歧视这些人。他们主要是教法语，这种语言在社交场所是十分需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当教师，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人们对法语就会一无所知了。我第一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在一位功勋卓著而又慷慨好客的旧官吏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的家里。这位官吏有五个年岁大小不等的女儿，她们都有各自的锦绣前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每周给她们上四次课，每次报酬为三十戈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外貌引起了我的兴趣。他面容十分憔悴，瘦瘦的个儿，年岁还不算老，只有三十五岁左右，身体矮小而孱弱。他总是穿西装，衣着整整齐齐。当你同他谈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盯着你，十分有礼貌地倾听着你的每一句话，仿佛对你的每一句话都在加以深思，又仿佛你是在用提问盘诘他，想要探听出他的什么秘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他总是给予明确而简短的回答，但却认真掂估着每句话的份量，使得你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到最后，连你自己也希望赶快结束这场谈话。我当时曾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他说戈梁奇科夫在为人方面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品行端正，否则伊万·伊万内奇就不会聘请他给自己的女儿们讲课了；但他性情十分孤僻，不同任何人来往；他知识渊博，读过很多书.，但却沉默寡言；一般说来，要想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是十分困难的。有人断言，他多半是个神经失常的人，虽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缺点，就连城里许多有名望的人，对他还另眼看待呢；人们都说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为他会写呈文等等。大家揣想，他在俄国内地大概有很多亲戚，而且可能还是一些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大家也知道，自从他被流放以来，他便毅然决然地同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总之，他在摧残自己。此外，我们全都了解他的一些往事：婚后不到一年，他出于嫉妒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然后又去自首(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他的刑罚)。人们往往把这类罪行看做是一种不幸，并替犯这类罪行的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仍然执拗地回避着一切人，只是在教课时，他才抛头露面。

　　起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可是后来，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我竟渐渐开始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要想同他进行交谈，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啦，对于我提的问题他总是给以回答，而且往往带着这样的神清，仿沸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首要的责任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等他回答完我的问题以后，我就不愿再多问他什么了；每次谈完话，他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痛苦和疲倦的表情。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一个挺好的夏天的傍晚，我和他一起从伊万·伊万内奇家出来，我忽然想请他到我家去坐坐，抽支香烟。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惊骇万状的神色；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嘴里开始嘟哝出一些不相连贯的话来，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拔腿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感到十分诧异，从那以后，每逢遇到我，他仿佛都带着一种惶惑不安的神情看着我。不过，我也并未就此罢休，我很想去看看他，一个月以后，我竟无缘无故地亲自去登门拜访戈梁奇科夫了。当然啦，我这样做也难免有些愚蠢和鲁莽。他寄居在城边上一位老太婆的家里，那位老太婆家里有个患肺病的女儿和一个小外孙女，小外孙女是个私生子，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而且十分活泼可爱。我走进屋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和小女孩坐在一起，教她念书。他看见我以后，显得十分困窘，仿佛他正在干一桩犯罪的事情被我当场抓住了一样。他惊恐万状，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瞪大眼睛瞧着我。我们好歹总算坐下来了；他留心观察着我的每一个眼神，仿佛疑心我的每一个眼神里都有特别神秘的涵义。我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已经多疑到了发狂的地步。他悻悻地望着我，几乎就要说出：“你怎么还不赶快从这里给我走开了？”我同他聊起天来，谈起我们的这个小县城和一些日常新闻；他却避而不答，只是恶狠狠地冷笑着；看来，他不但不了解那些最普通的、人所共知的城市新闻，而且对它们也不感兴趣。后来，我又谈起我们这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需求，他仍一言不发地听我讲，而且十分奇怪地瞧着我的眼睛，弄得我最后竟为我们这次谈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不仅如此，我手里拿着的一些新书和报刊也险些儿惹恼了他，这些书刊是我刚从邮局取来的，我表示愿意把这些尚未裁页的新书借给他看。他贪婪地朝书刊看了一眼，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推辞说没工夫阅读，拒绝了我的建议。最后，我向他告别，走出大门以后，我觉得仿佛有千钧重担从我心头掉落了下来。我感到十分羞愧，觉得死死纠缠着这样一个决心要永远与世隔绝的人不放，是极其愚蠢的。不过，事情毕竟已经这样做了。我记得，我在他屋里几乎连一本书也没有发现，可见，人们说他读过很多书，那是不确实的。不过后来，当我有两三次在深夜里从他窗前走过时，我发现屋里有灯光。他通宵达旦地坐在屋里干些什么呢？莫非是在写作吗？若是这样，他又在写些什么呢？

　　后来我因事离开我们的小县城约有三个来月。返回时已是严冬，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已于秋天亡故了，他是在孤独无依中死去的，甚至连一次医生也没有请过。县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他的住房空荡荡的。我立即把女房东请来，想从她那里打听一下：她的房客临死前都在干些什么？他写过什么没有？我给了她二十戈比，她把死者留下的一大筐碎纸抱到我面前。老太婆告诉我，有两个本子已被她撕毁了。她是一个悒郁不乐、寡言少语的老太婆，从她嘴里很难探听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关于自己的房客，她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特别新鲜的情况。据她说，他几乎从来都不做任何事情，一连几个月都不翻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但却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老是在沉思默想，有时还喃喃自语；他非常喜欢并怜爱她的小外孙女卡佳，特别是当他知道小外孙女的名字叫卡佳以后，每逢圣卡捷琳娜节，他都要去祭祀某个人。他不喜欢接待客人，只是在教孩子们功课时，他才出门；甚至当这位老太婆每周一次照例给他整理房间的时候，他都拿白眼瞥着她。整整三年期间，他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无语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去，对着墙壁哭了起来。看来，这个人也会使人喜爱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