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我生于东京。太阳宫为水瓶座，上升宫为处女座，由于上升点（出生瞬间的东方地平线）上面有ｈ（土星），导致我的生活受到ｈ的强烈影响。ｈ是我本身的星座，也是我的人生象征。我后来迷上炼金术，也知道了ｈ在炼金术中，同时也代表了炼金所需的第一原质——铅。因此我希望利用自己艺术家的资质，去了解使矿物升华为黄金的技术。
　　在人的命运中，最能为人的命运带来试炼和耐力的，就是土星。以前那位占星师就曾经推算过：我从人生的起点，就拥有某种决定性的劣等意识，因此我的人生就等于一部不断克服此种障碍的历史。如今回顾起来，我的生涯果然如他所说。 ※棒槌学堂の 精校E书 ※
　　我的身体谈不上健壮，幼年时身体特别虚弱，还曾被警告过要避免烫伤。但是念小学时，我还是被教室的暖炉烫伤右脚，至今还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
　　至于人生的另一阶段，将同时与两个女人来往的预言，也可从登纪子与夕纪子两个同龄的女儿身上得到证明。
　　预言说双鱼座拥有♀（金星），所以我会对双鱼座的女人产生好感，但我却娶了狮子座的女人为妻。而且在二十八岁左右，我将面临对家庭负责任的考验。正如那位占星师所预言，我先和双鱼座的阿妙结婚，后来，有一段时期我迷上窦加（法国印象派画家），他经常以芭蕾伶娜为模特儿。而我那时的模特儿，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胜子，在一见钟情我强烈地追求她后，让已为人妻的胜子为我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夕纪子。我周旋于阿妙与胜子之间。结果她们于同年先后各生下一个女儿，那也是造成我和阿妙离婚，再和狮子座的胜子结婚的原因。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八岁。
　　阿妙现在在都下保谷经营香烟摊，那栋房子是我买给她的。登纪子似乎时常去探望她。不过，我所担心的登纪子，和其他女儿也处得很好。我也常常觉得对不起阿妙。虽然已经分开二十年了，然而这份愧疚感总是挥之不去，最近反而更为强烈。现在，我甚至在想，要是将来阿索德能为我带来一笔财富，我要全部送给阿妙。
　　另外，那位占星术师也曾预言，我的晚年，将是既孤独又寂寞的，不是住进医院或养老院，就是在精神上远离尘世，生活于幻想世界。这一点也完全料对了。我现在一个人窝居在由院子一角的仓库改造的画室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就连主屋那边，也很少去。
　　还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占星术师说得最准的一点，那就是由Ψ（海王星）与Б（冥王星）重叠的第九宫。这暗示了我能在超自然界里，过着纯粹的灵性生活，并且具有内在启示与神秘力量，同时会迷上被视作异端的宗教，从事邪法与巫术的研究。此外，这也暗示了我会无端地到国外流浪，性格与境遇也会因此产生极大的转变。他说，依照月亮的圆缺来判断，那种转变应该是在十九岁至二十岁的时候。
　　命盘上只要Ψ和Б重叠，这个人的一生就会发生相当怪异的事，以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生于两星进入作用最强的第九宫时。于是我的后半生，便一直受到这两个煞星支配。十九岁时，我离开日本，并以法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国流浪。这段海外生活，使得神秘主义的人生观深植我心。
　　其他还有许多细节，也都和预言不谋而合。其实我年轻时根本不相信西洋占星术，因此会下意识地采取和那位占星师所说的话相反的行动。但是万万想不到，最后的结果却总是符合占星术所言。不只是我，我们一家人，或和我有关系的人，似乎都受到不可思议的命运作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周遭的女性。这些和我有关的女人，不知何故婚姻之路都相当坎坷。
　　就从我自己说起吧。第一任妻子和我离婚，而我则是现任妻子胜子的第二任丈夫。而现在，我已决意赴死，因此不久之后胜子又要二度丧夫。我父母的婚姻也失败，听说祖母的婚姻也不美满，胜子带来的女儿和荣也于最近离婚。
　　友子已经二十六岁，亚纪子也二十四岁了，由于家里的房子很大，而且她们和她们的妈妈十分亲密，所以似乎都不想结婚，再加上世局变幻莫测，日本或许即将和中国开战，战事一旦爆发，就算她们结婚了，也有可能成为寡妇。一想到这里，她们就宁可维持现状。反正已经习得钢琴与芭蕾之技艺，不愁无法自立。况且胜子对军人并无好感。
　　既已对婚姻死心，胜子和女儿们，便开始把兴趣转移到金钱上面。她们认为六百多坪的土地，如果不加利用，未免太过可惜，于是再三催促我将老宅主屋改建成公寓。我已经告诉胜子她们，将来我死后，房子可以由她们自由决定。弟弟良雄现在还在租房子，所以大概也会赞成吧！因为如果顺利改建成公寓，他们大约可以一辈子不愁衣食。回想起来，只因为我是长子，就独自享有一切家产的继承权，这对良雄确实很不公平。不过，尽管我也曾考虑过既然房子那么大，不妨让良雄夫妇也搬来主屋住，然而不知是弟媳绫子太过客气，抑或胜子不愿意，他们至今仍在附近租房子。
　　总之，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赞成兴建大型公寓。所以对于唱反调的我，自然就有意疏远。这种时候，我就会开始怀念起阿妙。阿妙除了温顺的优点之外，实在是个乏味的女人，不过，这点总比胜子她们强。
　　我之所以坚决反对盖公寓，是有原因的。现在住的目黑区大原町老家，有仓库改造的画室，我对这样的工作室相当满意。而且可以从窗户看到一片绿树，这令人心情愉快。一旦改建成公寓后，这些树木将会被许多好奇的眼光所取代，成为窥视我的工作室的据点吧！由于大家都听说我是怪人，不免想窥探我。对创作而言，被窥探的干扰是最糟的事，因此我绝对不同意在我有生之年，将主屋改建为公寓。
　　我自孩提时，就常被这个现在已改建为画室的仓库的阴森气氛所吸引。童年的我，就有在完全密闭的地方才能安心的倾向。不过，既然要做画室，就不能太过阴暗，于是我在屋顶开了两个大天窗，而且为了怕有人侵入，又安装了两面铁窗，然后又在上面镶两片玻璃。除了加上两个天窗外，所有的窗户也都加装铁窗，并做了浴厕和梳理台。另外，这间仓库本来是两层的建筑，我把二楼的地板打掉后，这里就成了有挑高屋顶的平房。
　　为何大部分画室都喜欢高的天花板呢？因为，空间愈宽敞，愈具有开放感，比较适合创作，此外，若要作大幅的画作时，太低的天花板就会显得碍手碍脚的。虽然把画架放低，就不会碰到天花板，只是，大画有隔一段距离浏览的必要，这时候就需要较大的墙面和空间，因此宽大的场所也就相对成了必要。
　　我实在太需要这种工作场所了，所以从军医院弄来一张附有轮子的床后，就干脆在这里住下来。床脚附有轮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睡觉。
　　我偏爱高的窗子。秋天的午后，坐在宽阔的地板上，看着不时飘落在方格子窗户上的枯叶，觉得枯叶恰似五线谱上的音符。抬头看墙壁上尚未改建之前的二楼窗户，也是一种享受。这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哼著“卡布里岛”或“月光小夜曲”等优美的旋律。
　　仓库西面和北面的墙壁外面，就是围墙，是没有窗户的；而南面的窗户也都封死了，所以是个光线无法射入的窗户，但也让我有一片相当宽大的墙壁。其实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仓库刚建成时，外面还没有用大谷石做的墙。仓库的东面有一个做为出入口的门，以及新建的厕所。
　　北、西两面没有窗户的墙壁上，挂着我倾注心血完成的十一幅作品。这些都是以十二星座为主题的百号大作品，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完成第十二幅。
　　现在，我打算开始画最后的牧羊座。由于这是我的终生事业，我的画一旦完成牧羊座的作品，就着手进行阿索德的制作，只要能亲眼看到它完成后的模样，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在欧洲流浪时，也有过一次感情经验。当时我在法国遇到一个名叫富口安荣的日本女子。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零六年），我第一次踏上巴黎的石板路。我彷徨无依的青春期，就是在这条石板路上度过的。当时一个完全不会说法语的日本人，想在这条街上遇到同胞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那真令人惶恐不安！在月明之夜，一个人走在那条街的街头，会觉得全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不过，不久之后我就逐渐习惯巴黎的生活，也能讲几句简单的法语，那种被遗忘的不安，反而变成耐人寻味的哀愁，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拉丁学生区闲逛。
　　对落落寡欢的我而言，巴黎的秋天分外迷人，当我走在石板路上，听到落叶飘落地上的声音时，忽然觉得开始懂得欣赏周遭的一切美好事物。——灰色的石板路，和落叶的颜色十分相称。
　　我喜欢上居诗达夫·摩侯（Gustave Moreau）这个画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谢佛德街十四号，就是摩侯的博物馆。摩侯和梵谷这两位画家，一直是我的心灵粮食。
　　某个晚秋的日子，我如往常一样地在巴黎街头散步，然后在卢森堡公园的梅迪西喷泉附近遇到了富口安荣。当时，她正斜倚在喷水池旁的石栏上，茫然地注视前方。附近的树叶已落尽，树枝宛如老人的血管般，兀自伸向铅灰色的天空。那一天气温骤降，对异乡游子来说，凛冽的寒风更令人备感凄凉。
　　一看安荣就知道她是东方人，我基于一份亲切感而走近她。她那种不安的表情，对我而言十分熟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认为她是中国人。
　　由于她也以颇亲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就用法语和她搭讪着，说今天起就进入冬季了。虽然在日本没有这个习惯，当时我认为用外国话开场白，应该具有安抚作用。不过，显然我错了，那竟是一个拙劣的问候法。她神情抑郁地掉过头去，迅速转身离去。我一时张皇失措，使下意识地用日语对着她的背影大喊：“你是日本人吗？”当时她回过头来，脸上写满信赖的表情，于是，我突然有个预感：爱神已经在向我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