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一辆大奔驰停在我那间位于科尼格斯特拉塞街127号的理发店前，希特勒走了进来。“我只想稍微理一下，”他说，“头顶上别理太多。”我跟他解释他得等一小会儿，因为冯·里宾特洛甫比他先来。希特勒说他要赶时间，问里宾特洛甫可不可以让他先理，但里宾特洛甫坚持说如果他这么不被尊重，那他的外交部长就当得没面子。希特勒马上打了个简短的电话，里宾特洛甫立即被调往非洲军团，希特勒就先理了发。这种互不相让的情况一天到晚都有。有一次，戈林让警察找借口拘留了海德里希，以便他能占住靠窗的理发椅。戈林没大没小，经常想坐在摇动木马上理发，这让纳粹统帅部觉得脸上无光，却拿他没办法。有一天，赫斯向他提出挑战。“我今天想坐摇马，陆军元帅阁下。”他说。

“不可能，我已经预订了。”戈林回击道。

“我有直接来自元首的命令，允许我在理发时坐摇马。”赫斯拿出希特勒的手喻，来证明确有此令。戈林勃然大怒，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赫斯，并说以后他会让太太在家里用一个碗比着为他理发。希特勒听说此事笑了起来，但戈林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不是军备部长没批准他要求领一把削发剪的申请，他会说到做到。

我被问到过当时我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道德含义，跟我已经告诉纽伦堡法庭的一样，我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个纳粹分子。事实上，有好几年时间，我还以为他在电话公司工作。当我最后得知他是个什么样的大恶人时，已经为时太晚，没机会做任何事，因为我已经为购买几件家具付了定金。有一次，在战争接近结束时，我确实考虑过松开元首的围脖布，让一些头发茬掉到他背上，但在最后关头，我没了勇气。

有一天在贝希特斯加登时，希特勒转过身问我：“我蓄连鬓胡怎么样？”斯皮尔笑了起来，希特勒被冒犯了。“我可是在很认真地说，斯皮尔先生，”他说，“我想我蓄连鬓胡也许会看着不错。”戈林这个惯于奉承拍马的小丑马上赞成：“元首蓄连鬓胡——多好的主意！”但斯皮尔仍然持不同看法，事实上，他是惟一一个正直诚实得在元首需要理发时会告诉他的人。“太招摇了。”斯皮尔又说，“连鬓胡是会让我联想到丘吉尔的那种形象。”希特勒被激怒了。他想知道丘吉尔在考虑蓄连鬓胡吗？如果是这样，他想蓄几边连鬓胡？什么时候蓄？希姆莱按说是负责情报工作的，他马上就被召来。戈林对斯皮尔的态度感到气愤，悄悄对他说：“干吗要没事找事，嗯？他想蓄连鬓胡就让他蓄好了。”一般情况下，斯皮尔老练得过了头，但是他称戈林是个伪君子，还是“穿着德国制服的一客豆腐。”戈林发誓报复，谣传他后来让党卫军特遣队把斯皮尔睡的床锯成一条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