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骛子说过“请多多照应”这一类的客套话之后，便离开了屋子。猿丸马上把房门轻轻关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道：“带着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写的介绍信，当然不能不见啊。”

听猿丸的口气，是在作解释。说着，他打开烟盒，取出一支“和平牌”香烟，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没一会儿，他又把香烟在烟缸上揿灭，一本正经地说道：“她当然坚信末婚夫是无罪的。假如光是这一点，来头再大的介绍信也不顶用，我不会来麻烦你，你本来就够忙的了。老实说，我的看法同她一样，虽然我没有在她面前表示过。”

“哦？你是说，二阶堂不是凶手罗？”鬼贯脸上显出诧异和惊愕的神情，“既有动机，又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连‘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都提不出来。”

“我要说的正在于此！一切过份周全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你想过没有。会不会有人事先预谋好来诬陷他呢？”

“你这种推测离题太远，会一事无成的。除非有什么确凿的事实自当别论外，光因为手续过份齐全就想否定二阶堂是凶手，我不能同意。”鬼贯从正面反驳，他脸上的神情好象在说。事至如今，没有必要再来讨论了。

上面这两个人所触及到的事件，原来是指这样一桩案件。

正好在一个星期之前—五月一日的中午，在青山〔青山是东京市内的地名〕高树町的一家高级公寓里，一个名叫篮本万作的男子被杀。当时有一位客人来，他发现这一情况，吓得脸色苍白地跑进一层楼的公寓管理人房内报告。

于是公寓管理人慌忙奔上楼去察看，只见篮本的颈部扎着一条不太干净的毛巾，眼睛瞪着，露出紫黑色的舌头，空拳紧握，身体早就变冷了。

按照惯例作了检查，查明五斗橱里的活期存折被窃—这便成了与二阶堂隆吉有牵连的第一个理由，因为隆吉正在为自己的结婚费用大伤脑筋。对于这一点，隆吉解释说：“尽管为了结婚用钱的问题一时很伤脑筋，但我听从了朱骛子的意见，决定结婚典礼从简，不设宴招待客人，新婚旅行也打算只在外住一宿。所以这事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了。”

第二个理由是：现场的桌子上有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由此可见凶手不是流贼而是篮本熟识的人。对于这一点，隆吉提出：“自己与篮本并不太熟，除了业务上的事以外，从未与篮本交谈过什么话，何况自己一次也没有去过篮本所住的公寓。”此外，根据推测，凶手根本没有用手碰过自己的杯子，凶手是看准篮本一时不留意而扑了过去的。

第三个理由是：根据新的刑法，物证在证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警方仔细探查了留在现场的凶器—毛巾究竟是谁的？

当查明毛巾的主人是篮本同一个科里的隆吉时，隆吉的嫌疑也就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隆吉的脸色都变了，他辩解说：“虽说这条毛巾是我平时在单位里使用的东西，但是几天前就不翼而飞了。”

第四个理由是：在隆吉办公桌的右边最下面的小抽屉底下，发现了隐藏着的活期存折，就是篮本被窃的那一本。对于这一点，隆吉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这东西怎么会放到抽屉里的，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隆吉的态度显得有点强词夺理，这就更给刑事警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第五个理由是：隆吉提不出自已“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据推断，行凶的时间是在前天晚上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平时在这段时间里，隆吉应该在自己又脏又小的公寓里看看书什么的，可是唯有前天晚上他出去了，而且他对这一点所作的说明，有明显的编造迹象。

“前天晚上，大概是九点钟，有一个女子打电话来。这个女人在电话里说，‘针生让我转告你，要你立即到七叶树这家店里去一下。’于是我换上衣服，慌忙离家赶去。”隆吉说道。

这个正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发色乌黑，前额短窄，还留着孩子的稚气，他脸上的表情很认真。然而他越是认真，就越象早就预料到而将事先准备好的词儿背一通似的，给人一种显然是编造的感觉。他所说的针生，是朱骛子的姓。

“七叶树？这是一家什么店？”

“咖啡馆。电话里说：“在靠近神保町的交岔路口，你到那儿马上就能找到。”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把十字路口的两侧和里侧的房子挨着门面找过了，依然没有。我走着找着，花了一个半小时，弄得精疲力尽，只好回家。第二天我碰到针生，问她是怎么回事，针生说，她根本没有托人打过这种电话。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受谁的骗了。”

“你在路上没有遇见过什么熟人吗？”

“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遇见过。”隆吉颇似懊恼地咬着嘴唇。尽管隆吉否认作案，警方还是把这件案子送呈检察厅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