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放弃了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性质的概括，留给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些什么，西方文化中又有些什么，它们各自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它们在与其他文化的共时性关系中曾经发挥过怎样的历史作用，这些作用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没有以及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只有在这种共时性的历时过程中，我们才能较为深刻地感受并认识鲁迅思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所能够发挥的具体历史作用。在这种考察中，鲁迅思想不是中国古代文化，但也不是中国现代文化，它只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的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立作用，但却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本身，不是它的全体，也永远不会成为中国文化的全体。当代的中国文化是包括中国古代产生的文化和中国现当代产生的文化的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整体。
　　
　　自然，当代的中国文化仍然包括中国古代产生的文化，我们就应当了解这些文化在当时是怎样产生的，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并在中国当代文化中仍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如上所述，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其具有超越性价值。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需要中产生的，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却是超越于它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它具有空间上的广袤性和时间上的久远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借助人类的语言形式而实现的。在人类历史上，文字语言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具有了非直接性的特征，为人类文化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提供了新的可能，把文化的超越性特征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从而使文化开始成为民族的文化，开始成为一个民族成员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并且使这种民族文化有了更紧密的历史承续性。所以，一个民族第一期书面文化的繁荣，就构成了这个民族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文化构架。这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浑融的社会群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文化创造者的时期，也是一种超越于每个具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与要求、凌驾于一个民族之上的民族文化开始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个民族此前的文化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才被一些知识分子搜集、整理并通过自己的取舍、感受和理解用书面语言的形式记载下来。也就是说，这个民族此前的文化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取得了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的，是通过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感受、理解和表达才被后代人所接受的，其中凝结的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却以这种书面文化的形式相对固定地流传到后世，在一代代民族成员由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而不必通过另一个人的转述。书籍和人的关系的建立，删除了人与人之间在没有书面文化时必须经过的大量中介，使历时性的关系变成了共时性的关系。所以，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化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具有关键性的。我们考察西方文化往往首先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始，而考察中国文化，往往首先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开始，就是因为它们形成于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文化构架的时期。

　　当我们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具体考察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架赖以构成的社会基础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性以及我们的古圣先贤所表达的对人、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和认识的特定性。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都是必然如此的，而是有其偶然性的，这种偶然性首先表现在一个民族书面文化的发展同当时具体的社会现实状况的偶然性遇合上。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字语言的发展与使用，是与这个社会的具体现实状况没有确定无疑的联系的，但这个社会的具体状况却能影响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人、对世界以及对自我社会作用的思考。这就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有了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