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香港，我记得的事就多了。

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七姨还未出生，我那众多的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不少家务，互相间感情很好。外祖父去世后，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我亲外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不过，我妈妈还是“先叫后不改”地称她姨太婆。妈妈待人宽厚，爸爸更是奉行博爱、平等。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另一方面，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

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除此以外，还各管各的小孩儿。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每天学识字、写字，有时还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

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罗便臣道尾，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成了一条盲道。原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阻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我家就在东边楼上。我们这两幢楼前的院子是从崖下用砖柱子撑上的水泥板架空搭成的，边上有矮栏墙。崖下有一条窄路，顺坡下行便直到港大的东门。这窄路上，对着我们院子的有座胡惠德医院，也是依山建的，房顶和我们的院子相平。医院大门开在倒数第二层，下面还有三四层。我家的东边是一个小山坡，上面长了许多棕榈树和灌木，隔开了房东家和我们这院子。院子的后面有一道石砌的护坡，山坡上面就是干德道。院子西边是崖，隔山沟就是港大的学生宿舍。红砖的三层楼房，一共三幢，也是依山一台台地建的。我们院子大致和中间那楼相平。从家里向前看，下面是香港西区密密的房子，再往前就是大海，有许多轮船，视线再远伸，就是九龙大地，朦胧一片。这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住处是爸爸选中租下的，离港大又近，小孩儿也有撒欢的地方，的确理想。

房子的平面像个球拍。前面三大间，有地板，有壁炉。中间有一个大过厅连着楼梯间。一个大卫生间，约十四平方米。“球拍柄”中间是过道，两边有房间，后面有个大厨房，还有一个后楼梯间和一个小卫生间。可谓七室二卫一厨一厅一阳台，总共二百多平方米。房顶是平的，四面有围墙。爸爸在上面种了许多大盆的花，有白兰、茉莉、玫瑰，还搭了个竹子花棚，养他喜欢的兰花、水仙，还有台湾的吊兰。平台中间放了两张长条椅，夏天乘凉看星星。平台边还养了一笼子鸡、一只乌龟。开始上面还养了一只黑点白狗，每晚跳到围墙上巡视，有人进院子它就狂吠，后来可能是它太大了，围墙窄，它掉下楼摔死了。不久后，我家真遭了贼。

爸爸妈妈住前面西边那大间，中间的厅当饭厅，东边大间做客厅，我和哥哥还有袁妈、刘妈四人住客厅后面的那个大间。我们这间有个大阳台，客厅也有个门通这阳台。房顶的花棚被台风端走了以后，爸爸就在阳台上养他的高级兰花了，还养了一玻璃缸各样的观赏鱼。婆婆住“球拍柄”最前面的小间，她旁边一间是爸爸的书房。姐姐回来时就住书房。东边小间是食品间，上面是架板，下面是橱柜，还放了一台冰箱，再后面是大厨房。厨房对面就是上楼梯的楼梯间，还有那个小卫生间，最末尾是间客厅。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住在那间房里，直到我父亲去世，他才搬走。

我的床在朝东的窗下，早上醒来一眼就看见山顶。山顶路上的路灯那时是点煤气的，有人一杆杆地去拧灭，我的眼就跟着一盏盏地数着看，晚上有时也一盏盏看着点亮。天好时，山顶总有大老鹰在盘旋，也不扇动，慢慢地转着，显得特别高贵、优雅，这是我最爱看的。我最不爱看的就是那山顶旗杆上的米字旗，心想，什么时候才能飘扬我们中国国旗？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每有节日庆典，妈妈就拉上婆婆和袁妈、刘妈到闹市区去看景。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