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天生，而是造就的。”因此，手执导筒者就在银幕上造就了各种风格
迥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复杂，或者简单；她们要么散发着母性的光辉，要么痴迷于童话般的爱情；她
们有的纯洁如未经雕琢的璞玉，有的却又将无尽的灾难施与洋洋自得的男人；有的锲而不舍地捍卫尊严，
有的则沉迷于情欲的海洋无法自拔……影片《暴劫梨花》中演绎的莎拉的形象，则因其展示了女性的坚强
而荣膺塑造女性的十部必看电影之一。
影片的线索并不复杂，莎拉到酒吧去找朋友莎莉，兴致盎然的她在酒吧后的游乐间翩然起舞，而忽略
了自己身处一个危险的场所，引起一群男子的注意，并当众遭到强暴，其余男子则在一旁鼓噪起哄，而未
见义勇为地伸出援手。朱迪·福斯特的演技确实毫无瑕疵（多年前的辛克利事件已充分展示了朱迪的魅力
，她也因成功地饰演莎拉而名至实归地夺取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莎拉的弱小、痛苦和无助穿透银幕
笼罩着我的心灵。对女性而言，若爱情挫折意味着精神上的巨大创伤，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被强暴则是肉体
上永难愈合的伤痕，而精神和肉体并非总能得到清晰的界分，或许更无法承受的恰为延伸至精神层面的不
尽摧残。当莎拉带着创伤发泄般地狂奔于孤寂的街头，我无法预料她将如何应对这无妄之灾。但这个看似
柔弱的女孩摒弃了名声、脸面的拘束勇敢地拿起了法律武器，试图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或许是以法学
为业的缘故，我为莎拉的这一抉择击掌叫好。女性因为世俗的束缚无奈地包容了太多的罪恶，而没有想到
的是，迈向正义的道路上却布满了荆棘。
法社会学的研究早已表明：法律歧视无处不在，无论是种族的、经济的、文化的抑或是性别的。案件
当事人的一些看似与案件没有必然联系的要素，却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官或者陪审团最终的决断。可
怜的莎拉恰恰在受害的那天夜晚吸食过毒品并因此处于兴奋状态，而且强暴行为发生的场所——酒吧更是
为罪恶裹上了一层遮羞布，这些因素都使得莎拉处于被动地位，也导致了案件进程的曲折。
毫无疑问，在类似案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的一些不良记录被法官及陪审团预先得知，那么该当事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尽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逐步演化为“陌生人社会”，与乡村
或者小城镇地区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陪审团，在案件开始审理时一般都不
认识案件涉及的个人，类似信息对于审判的影响不大；但审判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案件处理的不断深入
，这些影响甚至决定案件社会特征的信息也逐步显山露水。尽管可以通过程序法律规则将这些可能导致案
件处理差异化的因素剔除出去，事实上，相当数量的信息是不允许作为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的，因为它们自
身的存在对案件无关紧要。相关法律还禁止品格证据，例如，不允许询问被强奸者的性生活史。但即便不
能作为证据被采信，它们对通过感情和良知来决断案件的陪审团所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何况还有律师，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庭审中他们频繁地利用莎拉吸食毒品这一信
息来诋毁和攻击莎拉，使她不停地滞留于带给她无尽痛苦的夜晚而无法彻底摆脱，使她一次次地堕入回忆
，不断地“重温”那不可言说的罪恶（一个堪称经典的镜头是莎拉在法庭上被辩方律师攻击时紧咬嘴唇，
面部肌肉抽搐，异常艰难地吐出一个“No”后，碧蓝的眼睛立时涌出清澈的泪水）；同时以此向决断者发
出暗示：受害人并没有遭受所谓的性侵犯，即便有，也是受害人自身行为不检所致。对莎拉的同情使我对
那些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惺惺作态的律师充满了仇视和憎恶。然而冷静下来，我清楚地明了律师并非始作
俑者，律师的职业伦理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客户的利益，即便明知自己是在协助作恶多端者逃脱法律的惩戒
仍“义无反顾”。因此他们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会尽力、充分并最大限度地运用那些对客户有利的信息
，包括强调客户的有利因素及对手的不利因素。在庭审中抓住恰当的机会去生动展示对方当事人诸如失业
、不良从业记录乃至财产状况和犯罪记录等一切负面情况，至于这种陈述是否伤害对方当事人的感情和摧
残其精神，并非律师关注的焦点。良知未泯的律师或许会在心灵上内疚，但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法律的“嫌贫爱富”从社会学意义而言不可避免。毕竟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法官同样有着七情六欲
和爱恨情仇。加之庭审就是一个发掘证据信息的过程，因此，特定信息的影响无法根除。既然无法根治，
只能转而在制度框架内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事实上，法律不仅需保护被害人，同时也应以保护犯罪嫌
疑人的合法权利为己任，并通过正当程序给予其心灵的慰藉。事实上，只要制度框架内相关主体充分行使
自己的权利，实现充分的博弈，依然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遗憾的是，正义似乎总是让一些人感觉不
适。
不料，更凸显世态炎凉的是，竟然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连莎拉的好友莎莉也推诿自己的责任。法官
因此对莎拉的陈述产生了怀疑，三名涉案男子只被判处9个月的徒刑，并且获得假释。无疑，在这一回合
的较量中，莎拉失败了，败给了缺乏良知的旁观者，败给了“嫌贫爱富”的法律。
电影的魅力并不在于其画面展示了什么，而在于银幕背后那些并未直接作用于我们心灵的更加深刻的
内涵，这需要我们细致地体会和把握。
证人为什么不愿作证？尽管我们可以斥责围观者缺乏公德和良知，但这种大词往往无法细致地穿透现
象来揭示本质，而更多地沦为一种宣教。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成本—收益比较方法可以卓有成效地分析并揭
示人的行动。对围观者而言，去为一个孤苦伶仃且地位低下的女子作证几乎没有任何收益可言。有人也许
会说，良知的满足将是无形且巨大的激励。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良知在此恰恰成为他们的负担。围观者
虽然并非行为的实施者，但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聒噪鼓动甚至使强奸者“身不由己”（
导演如此安排另有深意）。在此意义上，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教唆犯。旁观者或许下意识地将自己置于一
个模糊的境地，在迷雾烟瘴之中放纵人性深处蠢动的欲望而无需为此面红耳赤。在此意义上，他们甚至成
为共犯。因此，或许在摆脱酒精的刺激后，他们会内疚，会自责，但更多地将是试图继续隐藏和掩盖自己
的罪恶。一旦他们作证并使强奸罪名成立，其内心所受的谴责将有增无减。而通过拒绝作证并隐藏相关私
人信息使法庭无法认定强奸罪名成立，他们则可获取法院判决这一公共信息并在其掩盖下来寻求心灵的“
安慰”——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喏，法院都不认为这是罪行！至于莎莉，虽然她具有更多的出庭作证
的动机，但或许出于对潜在的报复的恐惧（从影视乃至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证人被威胁、被报复，甚至横
尸街头的场景都屡见不鲜），她也选择了背叛自己的好友！
我已难于继续保持冷静，难道仅因不堪回首的过去，就应当对现在施加于自身的不公正待遇委曲求全
？难道仅因有吸毒史就应该遭受如此粗暴的对待？难道仅因社会地位低下就被法律排斥、为正义拒绝？我
已无法继续理性地透过法律人的冷酷视角来进一步解剖影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我更渴望正义的伸张和
实现。我喃喃自语地鼓励莎拉要坚强，不要放弃，尽管路途崎岖，尽管布满荆棘，坚持不懈终将接近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