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