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按他的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一天夜里，凯鲁亚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站在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儿们，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波（Bob）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一九九○年夏天，首尔。上午开会，艾伦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鲜有名的庙外高僧。三个超级大国的游子，加上一个高丽野和尚，真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像中的那个解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朝鲜的政治现状。
回旅馆路上，艾伦毫无倦意，大谈野和尚。他就是这样，凡是跟当局过不去的、惊世骇俗的、长反骨的、六指的，还有鼻青脸肿的，统统都是他的朋友，恐怕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会面的主要原因。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一九九六年夏天，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