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拧开咖啡罐子的盖子，瞧见里面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把锅从火上移开，倒掉半锅水在地上，拿一把小刀在罐子壁上刮，直到仅剩的咖啡末混杂着些许铁锈掉进锅里。


上校怀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的期待，靠火炉坐着等锅开，感觉五脏六腑里像有霉菌和毒百合在生根发芽似的。已经十月了。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早晨，尽管他已经熬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内战结束已经快六十年了，上校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而这十月，就是上校等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便撩起了蚊帐。前一晚她刚犯了哮喘，这会儿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了起来，接过杯子。


“你的呢？”她问。


“我已经喝了。”上校撒了谎，“罐子里还有一大勺呢。”


这时外面鸣起了丧钟，可上校早忘了葬礼的事。妻子正喝咖啡的当口儿，他把吊床的一端卸了下来，卷到另一端，放在了门后。妻子想起了那个死去的人。


“他是1922年生的，”她说，“正好在咱们儿子后头一个月，4月7号。”


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沉重地喘着气，看上去仅仅像是附在佝偻的、僵直的脊柱上的一团苍白。艰难的喘气让她的问话听起来像是肯定的口气。她喝完了咖啡，还在念着那个死去的人。


“在十月份下葬一定是很可怕的事。”她说。但是她丈夫并没在意，他开了窗子，十月的痕迹已经溜进了院子。看着这长势繁盛、翠郁葱茏的花草，地上蚯蚓钻来钻去拱起的小土堆，上校心中却想着，这个不祥的月份还是来了。


“我连骨头里都彻底潮了，”上校说。


“快冬天了，”妻子回说，“从开始下雨我就叮嘱你，睡觉要穿着袜子。”


“这一个星期我可都穿着袜子睡觉的。”上校说。


雨下得不大，却连绵不断。上校宁愿裹在羊毛毯子里，回吊床上躺着，但是持续不断的嘶哑的钟声提醒着他葬礼的事。“又是十月了，”他低语道，走到房间中央才想起来那只鸡还在拴在床腿上。那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送回厨房以后，上校给堂屋里的那口放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跟那间窄得让哮喘病人喘不过来气的卧室相比，堂屋还算宽敞，放着四把摇椅，桌上铺了台布，还放着一只石膏做的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穿着薄纱的女人在一艘载着玫瑰的小舟上，四周围着几个小丘比特。


给钟上完发条已经七点二十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些玉米。一群小孩从栅栏的破洞钻进来，围坐在鸡旁边，静静地看着它。


“别盯着它看，”上校说，“老这么看，它会疲的。”


孩子们却并不走开，其中一个还拿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流行曲子的旋律。“今天别吹，”上校对他说，“镇上有人死了。”孩子把口琴放进裤子口袋里，上校转身走进卧室换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