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缌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

　　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识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