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阴历二月初，立春刚过了不久，而天气却奇异地热，几乎热的和初夏一样。在芙蓉镇的一所中学校底会客室内，坐着三位青年教师，静寂地告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内底报纸。他们有时用手拭—拭额上的汗珠，有时眼睛向门外瞟一眼，好象等待什么人似的，可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这样过去半点钟，其中脸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钱正兴，却放下报纸，站起，走向窗边将向东的几扇百页窗一齐都打开。一边，他稍稍有些恼怒的样子，说道：

　　“天也忘记做天的职司了!为什么将五月的天气现在就送到人间来呢?今天我已经换过两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换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换了这件青缎袍子，莫非还叫我脱掉赤膊不成么? 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有变卦的灾异了——战争，荒歉，时疫，总有一件要发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书架的旁边，一位年约三十岁，脸孔圆黑微胖的人；就是这所中学的创办人，现在的校长。他没有向钱正兴回话，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身躯结实而稍矮的人，却响应着粗的喉咙，说道；

　　“哎，灾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内！近三年来，有多少事，江浙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你们想?不过象我们这芙蓉镇呢，总还算是世外桃源，过的太平日子。”

　　“要来的，要来的，”钱正兴接着恼怒地说：“象这样的天气！”

　　前一位就站了起来，投趣地向陶慕侃问：

　　“陶校长，你以为天时的不正，是社会不安的预兆么?”

　　这位校长先生，又向门外望了一望，于是放下报纸，运用他老是稳健的心，笑迷迷地诚恳似的答道：

　　“那里有这种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自然底现象，而人间底灾害，大半部是人类自己底多事造出来的；譬如战争……”

　　他没有说完，又抬头看一看天色，却转了低沉的语气说道：

　　“恐怕要响雷了，天气有要下雷雨的样子。”

　　这时挂在壁上的钟，正铛铛铛的敲了三下。房内静寂片刻，陶慕侃又说：

　　“已经三点钟了，萧先生为什么还不到呢?方谋，照时候计算应当到了。假如下雨，他是要淋的湿的。”

　　就在他对面的那位方谋，应道：

　　“应出来了，轮船到埠已经有两点钟的样子。从埠到这里总只有十余里路。”

　　钱正兴也向窗外望一望，余怒末泄的说：

　　“谁保险他今天一定来的吗?那里此刻还不会到呢?他又不是小脚啊。”

　　“来的，”陶慕侃那么微笑的随口答，“他从来不失信：前天的挂号信；，说是的的确确今天会到这里。而且嘱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荣去了。”

　　“那末，再等—下罢。”

　　钱正兴有些不耐烦的小姐般的态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这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快乐地气喘地跑进会客室里来，通报的样子，叫道：

　　“萧先生来了，萧先生来了，穿着学生装的。”

　　于是他们就都站起来，表示异常的快乐，向门口一边望着。随后—两分钟，就见一位青年从校外走进来。他中等身材，脸面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两眼莹莹有光，—副慈惠的微笑，在他两颊浮动者，看他底头发就可知道他是跑了很远的旅路来的，既长，又有灰尘：身穿者一套厚哔叽的藏青的学生装，姿势挺直。足下一双黑色长统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荣，一步步向校门踏进，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门口，校长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着。陶校长说；

　　“辛苦，辛苦，老友，难得你到敝地来，我们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