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是很闷人的。那些曾经吸引我、召唤我、迷惑我的“现代性”应该容有的深层思考之于我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面错过。我徒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还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某些小说家提供了我遥不可及的典范，他们之中的一个是契诃夫，另一群则是像郑仲夔一样的笔记作家们，如果要举出一个现当代的名字，我愿意先提到汪曾祺。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百年曾不能以一瞬”。
质言之，个别人生片段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现实生活而更为伟大。每一则简陋的、散碎的生之光景都在违反最明确的数学公式。1+1+1+1……小于1。那个个别的“1”从庸俗纷扰的众生相里峭然拔出，就像张幼于的某一副异色胡须。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断然脱却了诸般宗教性、伦理性、哲学性对生命的大论述，仅能测得沧海于一蠡，并且觉得完足。
有些时候我会毫无根据地相信这一类的作家是“偶然性”的原教旨派，犹如临终交代遗言的曾国藩所昭示者：“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俗见以为曾公此言若非迷信，即主宿命。然而我却相信，这位老人家所洞明练达者，是一份对世事偶然的推崇和敬畏。
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份争议一径是各方各面关于创作起源和目的的关注焦点。唯有离开这个焦点，我才能辨识出创作也可能植基于偶然的发现。反过来看，意义重大的偶然发现，恰恰是某个出其不意的神悟：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讲得更浅显些，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契诃夫、郑仲夔、汪曾祺这样的名字与我写作小说的技术磨练看来毫无关涉，穿梭在他们之间的是朱西宁、黄春明、鲁迅、海明威、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柯。我之所以列举这些名家，是因为总有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会沉迷于这几个名字之下的某些作品。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积重不返，浑以为小说之能事尽在于斯。
差不多也就在这一个阶段里，我总在思索：什么样的主题必须透过什么样的观点加以陈述，什么样的结构必须配合什么样的元素加以固着，什么样的角色不可能展现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材料又不可能出自什么样的腔调……诸如此类，治丝愈棼，往往自觉既要见树又要见林之时，不意却迭床架屋地构筑了一座空中楼阁。我认真思索过人生的本质问题吗？可能根本来不及。此时的我还来不及察觉“偶然”的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