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下电门总闸，关掉自来水总开关、煤气总阀，插紧所有窗户的插销，锁了门，把一个热咕隆咚的家锁在身后，回老家过年的征程就从楼梯里开始了。
　　楼梯里冷飕飕的，因为是早上，被驱逐在门外的隆冬的凉意一遇了人，就像一个长期流落街头的弃儿突然遇到亲人，冰冷的小手迅速抚擦过来，脸颊和鼻尖顿时冰凉一片。脸颊和鼻尖凉，浑身上下却一点儿都不凉，因为在此之前，我、丈夫、儿子、侄子，我们在楼道里已经上上下下搬运好几个来回了。我们不知道这栋楼里谁还是乡下人，谁还会和我们一样，要这么民工似的大包小裹的回老家过年，在这一趟又一趟的搬运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那清冷的感觉，好像年只属于我们，好像回家过年，只是我和丈夫、儿子我们三个人的事。
　　年货把面包车的后备厢挤得满满的，白酒、果酒、啤酒、饮料、火腿、各种熟食，这些东西小镇上都有，可小镇上东西终归没有大城市质量可靠、上档次，你是城里人，总得上点档次。当然重要的是有专车，侄子开面包车专程从乡下来，你总不能让车空着。盖后备厢盖时，侄子一边呼呼喘着一边开玩笑说：“还有没有，要有还能装下。”
　　侄子只小我三岁。我们一起长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因为酷爱机械修理，一直留在大哥开在小镇的修配厂里，最终也就成了关键时刻联系我和乡下家族的使者。我因为酷爱读书，一程程从乡村走出，如今成了记者定居大连，最终也就成了每逢过年都需隆重对待的城里人。
　　说隆重，是说侄子头天晚上就得赶到。从老家到大连不足三百里，可因为我们返回的日子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贴对联挂宗谱，侄子必须在有阳光的正午赶回家。提前上门等待出发，这等待的时光，不由得就有些隆重了。因为这个晚上，大哥会一遍遍打来电话，一会儿叮嘱侄子夜里早点睡，不能在路上打瞌睡，一会儿又叮嘱侄子再检一遍车，说上了高速发现隐患可就麻烦了，把侄子折腾得反而睡不着坐起来抽烟。点燃的烟头透过客厅的玻璃一星一星闪烁时，我仿佛看到大哥正热盼盼等待的目光，仿佛看到远在三百里外的整个家族都在热盼盼等待的目光。
　　大哥大我二十多岁，他一直扮演父亲的角色，父亲去世后更是如此。十年前的冬天，他承包的汽车修配厂经营红火，买了面包车，提车的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贞子，这回好了，来家过年有专车了。”那坚决自豪的口气，仿佛他买车就为了过年时专程接我。
　　为了这隆重的专车，我和丈夫大庆一迈进腊月就开始了隆重的置办，给母亲、大嫂、公公、婆婆买衣服，为娘家和婆家办年货，为大哥、二哥、三哥、公公、大姑姐夫买拜年酒。我们先是列个单子，写上要买物品的名字，算好要买物品的数量，定好要买物品的价格。娘家和婆家同在一个乡镇，办年货一式两份，列单子并不难，难就难在衣服和拜年酒上。大嫂的腰围一年一变，去年还是二尺九，今年就变成了三尺一，公公的喜好很难把握，本来还说喜欢灰色，可你买了灰色的他又说太旧。自从婚后第一年拜年，每家四瓶白酒两瓶果酒就成了铁定的规矩。按着记忆中的亲戚依次写来，可往往写着写着就乱了套，因为亲戚有远有近，同是六瓶酒，价格档次总不能一样。调整、更改，毁了几次才写好单子，终于捏在手里，雄赳赳涌入闹哄哄的人流，可临了才发现，一切全不管用。因为你写的价格和货架上的价格大不一样，去年还是四十六块钱一瓶的老牌子酒，今年一下子就长到了七十六，巨大的价差映在眼前，握在手里的单子一下子就被汗洇湿了，要是此时再有人把你挤来搡去，你的心突然就烦了，你不但心烦了，还忍不住一遍遍发问，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刻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只是很多时候，你努力忽视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职称晋级，孩子升学，房子搬迁，或者，你因为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进了腊月，这张网就网进了大鱼似的，立即活跃起来鼓胀起来，一根根网绳在神经里绷紧抻直时，你不知不觉就成了撑网人。你成了撑网人，收获的却不是鱼，你没有鱼收获，自己却变成一条鱼被年收获，因为你必须为年准备巨大的开支。
　　说到底，真正的纲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你是血脉上的一个支流，回乡祭祖拜亲，不过是你的本分，可是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本分之事，每做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乱和苦恼。你烦乱，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双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却也没有把自己变成富翁，还要为几瓶酒钱算计；你委屈，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都由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最终还要为这繁琐的乡俗礼节费心劳神。
　　侄子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感受，他一上了车就打开音响，播放新版邓丽君的歌曲：《欢欢喜喜过大年》。实际上，只要坐上侄子的专车，我也一点点有了欢喜的心情，这似乎和歌曲无关，而和车的速度有关。只要接了我们，侄子对这个城市就了无牵挂，出了小区直奔立交桥，密密麻麻的楼房在桥下倾斜时，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你抛弃了，你觉得你对这个城市也了无牵挂了。
　　这条路一年之中总要走上几回，平均两个月不到，就要回家看一回母亲，可平时走和现在走，感觉是不一样的。平时走，大多都是我一个人。丈夫工作忙，很少有节假日，儿子刚从初中进入高中，节假日都在外面上课，我借采访的机会独自坐上大客，跟许多不相识的人行在路上，心是散漫的，不管怎样，你都不用说话。现在不行，一个小小的车体把四个人装到一起，四个人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一个场，一个不说话就显得不对了的场。儿子建建自然不会说话，他只要离开课本，耳朵立即就塞进MP3。大庆从来话少，跟我这边的亲人，尤其如此。比如上了车，绝不跟侄子客套半句。
　　一路不停地和侄子说话，就像拜年酒必须每家六瓶一样已经成了铁定的规矩。我们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了近二十年，虽然各自已经结婚多年，虽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见面，但只要见面，一个眼神，就可把你带到亲切又熟悉的往事之中。于是每年从城里往老家行进的道路，都是通向我和侄子童年的欢畅之旅，我们把一个个藏在草垛空里、庄稼地里、河套边上的故事翻找出来，之后长时间笑个不停。偶尔的，在某个地方，也会翻出忧伤，比如有一个黄昏，我和侄子、奶奶（侄子的老奶奶）去村里看电影，侄子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我正慌张寻找，八十多岁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到井沿，没一会，一只鸭爪一样的小手拽在奶奶手中。当我以为奶奶拽了一只鸭子时，侄子已被水淋淋拖上井台。谁也想不到，从深井里出来的侄子刚吐出一口水，就大张着嘴哭咧咧地说：“俺还能不能看电影啊？”侄子的又一次生命是奶奶给的，这井里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忧伤的意味，奶奶一九八五年去世时九十六岁，侄媳当时怀孕五个月，只差一点就看到第四代了。忧伤一点也没什么不好，这会使我们循着奶奶这个根须，翻到更多枝蔓上的故事。其实一些年来，我们路上谈论最多的，还是身边这些亲人的现状。比如四叔家的征安移民加拿大，二哥家的远程正在闹离婚。我们因为辈分不同，动不动就叫错了称呼，有时我叫二大爷他也跟着叫二大爷，有时他叫三叔我也跟着叫三叔，仿佛我们是两个顽皮的一遇了好事就你追我抢的孩子，但恰因为如此，心会贴得更近，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姑侄同车回家过年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