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
我结束了在故乡的全部优势：我对周边环境的熟识，我在那里开拓的一点点文学局面，我和亲友、同学、同事所建立的关系网。我将自己推到一个全新之地。我进入另一个环境，要适应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东莞，拥挤在街道上的，不仅有出入酒店的长腿女、边走边吃盒饭的打工妹、推木板车卖橘子的黝黑老妇，还有提着菜兜的主妇、白衫黑裤的职场女、拽着孩子奔向校车的母亲……这里是珠三角最炙热的生存场，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沿，人们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严峻、尖锐。
东莞没有中心：三十二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各种事物争相浸润其中，令这里更像个大村庄。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美的地方不可思议，丑陋处，也清晰可辨。
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发生的转型势不可挡、接二连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典型。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涌入这里，让自己投入到一场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显可见。日益增多的商贸机会，使东莞声名远扬，越来越像一块磁石。街道和房屋涟漪般扩散，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半截子楼房。
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长出青草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新鲜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些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凝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写出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写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