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以前，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把他喂养着的小鸟全都放走了。
这些鸟儿，是他亲密的伙伴，伴随过他的童年和少年。
它们不停地啁啁着，仿佛是对他倾诉着依依的怀恋。但是，孙长宁的心，已像那矫捷的燕子，直向云端，展翅飞旋。
远去的燕子啊，却又回过头来，俯向大地，在一片桦树林上久久盘旋，并且停落在一座墓前，絮絮地叮咛着亲密的伙伴：请你们常常到这墓前的白桦树上栖落，再像我一样为他唱着愉快的歌；每当春天来到，不要忘记衔泥啄土，为他修垒着茔墓。愿他墓前的野花如星、草儿常青……
我多么愿意把他一同载走，向着太阳，向着晴空，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他曾等待了许久，许久！可是，他早已化做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
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党中央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
长眠在这白桦树下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地牵索着这个少年人的情怀呢？
那个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
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给伐木队送鱼的人们，去看望想念中的爸爸，也去看望想念中的大森林！
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之时，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
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发被汗水打湿了；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它们像对歌似的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鸟儿的啼鸣，像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
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为伙房采蘑菇。那一年的雨水真多，蘑菇长得也真好！他原想够了，够了，不再采了。可是一抬头，他又看见在前面一棵棵的大树底下，几个大得出奇的蘑菇，像戴着白帽子的胖小子，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在瞧着他，吸引着他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突然，他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
他顺着这引路的声音找去，找哇、找哇，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坐着正在休息的伐木工人。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
孙长宁早已刨根问底地知道了他的底细。梁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为什么会到这遥远的森林里来呢？因为他是“黑线人物”；因为他积极地搞了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他有罪，他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叫作“癌”的病症。
他曾问爸爸：“什么是‘黑线人物’？”
“……”
“什么叫‘文艺黑线专政’？”
“……”
“他是个坏蛋？”
“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坏蛋……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
“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爸爸生气了。孙长宁也糊涂了。他也不去想了。反正爸爸跟梁老师好，梁老师就不会是坏蛋。因为爸爸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和坏蛋好的。这一点孙长宁很清楚。
“他怎么不回北京治那个病去呢？”
“他不愿意！”孙长宁又不懂了，还有得了重病不治，而活活等死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他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人家才让他回去治病！”
“那……”孙长宁问不下去了。即使在孩子概念里，投降、叛徒也是最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