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赞巴拉，2、8月份(我们称之为4个“白鼻子月”的最后两个月)也常常冷得可以，可是连乡下老乡的屋子都始终如一是一个暖和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叫人吃不消的通风网状体。人家对我说，我就跟新来的人常会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确实选了多年来少见的糟糕透顶的冬天来到这个小城镇——其实这里跟巴勒莫①处于同一纬度。初来乍到那阵子，有一天清晨，我正准备驾驶那辆新买来的马力十足的红色汽车去学院，发现我尚未在社交场合正式结识的谢德夫妇(后来我才知道他俩还当我不爱理人呢)正在滑溜溜的车道上对他们那辆遇到麻烦的“派克”牌旧汽车束手无策，它发出阵阵呜呜的哀鸣，却没法儿让一个受折磨的后轮从一处凹陷进去的冰层地狱里挣脱出来。约翰·谢德笨手笨脚地拎着一个提桶，忙着向结冰的光溜溜的蓝色地面上泼撤一把一把的棕色沙土，那种姿势活脱儿像个农民在播种。他穿着雪靴，骆马绒衣领朝上翻起，花白头发在阳光下仿佛蒙上了一层白霜。我知道他新近病了好几个月，心想让我的邻居干脆搭我那辆马力十足的机器①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首府和主要港市，冬季天气并不太冷。

玩艺儿一道去校园吧，就连忙朝他俩走去。一条小巷弯弯扭扭地环绕着我租住的城堡所处的那块稍稍隆起的地段，把它和我邻居的车道隔开；我正要跨过小巷，不慎失足滑倒，一屁股跌坐在硬得出奇的雪地上，我这个筋斗像是一种化学反应力起作用于谢德那辆小轿车，它顿时微微晃动一下，接着就嗖地大摇大摆冲向巷道，差点儿打我身上压过去；约翰坐在驾驶方向盘那儿自鸣得意地做着怪脸，希碧尔一个劲儿跟他说话。我不敢说他俩有谁瞧见了我。
但是，几天过后，也就是2月16日星期一那天，我在教职员俱乐部午餐时，经人介绍跟那位老诗人相识了。我在记事本上带点讽刺意味地记下这样一句话：“终于递交了国书。”他和另外四五位知名教授请我到他总爱坐的那张桌子那边去一块儿进餐，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华兹史密斯学院的大照片，是在1903年一个异常阴沉的夏天拍摄的，看上去校园简陋得叫人吃惊。他简洁地建议我“尝尝这种猪肉”，这真叫我觉得有趣儿。我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喜欢亲自下厨做饭。我便向几位脸色红润的肉食者解释，让我吃光我的一位同类已经处理过的吃食，那就好比让我吃任何一种生灵一样叫我恶心，而且我指的生灵当然也包括——我压低嗓音——那位马尾发型、胖乎乎的女学生，她这当儿正在侍应我们，用舌头尖儿舔她手中那管铅笔的尖儿呐。再说，我已经把我放在公事皮包里带来的那个水果吃完了，所以说，来一杯学院精制的淡啤酒嘛，倒还不赖。我这种既坦率又随便的举止，叫大家伙儿都感到无拘无柬了。于是人们总爱提的那些问题便向我连珠炮似地袭来，什么我这种癖好的人碰不碰蛋酒和牛奶冰淇淋混合饮料之类的玩艺儿等等。谢德说，对他来讲，事情恰恰相反：他要吃光一盘蔬菜，得费很大的劲儿。开始吃头一道凉拌色拉在他就跟大冷天一脚踩进海水一般；为了袭击一个苹果堡垒，他总得事先打起精神才办得到。我当时还不大习惯美国这些知识狭隘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之间耍弄的这类叫人相当疲劳的俏皮话和玩笑，所以没有当着那些龇牙咧嘴的老家伙的面对谢德说我多么赏识他的作品，惟恐一场严肃的文学讨论降低为一出滑稽戏。于是我就跟他谈起一个我新近争取到的学生、一个忧郁而娇气、蛮不错的男孩，因为他也在选修谢德讲授的课，老诗人却果断地摇晃一下脑门上那绺灰白发，答道他早就记不住学生们的姓名和面容了，惟一还能想起来的是他那诗歌班里一名拄着双拐从校外来听课的女士。“得啦，得啦，”赫尔利教授说，“你是说，约翰，那位经常出没于202文学课室里、身穿黑色紧身服的金发女郎，也在你心目中或肺腑里真的就没留下一丁点儿她那美得叫人目眩的模样吗?”谢德顿时眉飞色舞，皱纹闪闪发光，慈祥地轻轻拍拍赫尔利的手腕，叫他别往下说了。另一位折磨人的家伙问我是不是真的在我住家地下室里放了两张乒乓球台。我反问道那是一桩罪恶吗?不，他说，可干吗要放两台呢?“犯罪吗?”我又反驳道，于是大家伙儿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