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复杂的文化课题，立即变得不复杂了。

中国儒家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他们都把爱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后原则。

回溯远古历史，最早所说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动的痕迹。当这种痕迹集中起来，“文化”也就是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很多，为什么只有很少几个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而其他却不能？过去的解释是，能生存，只因为强大。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就能明白，人类在巨大而突发的破坏力面前，一时的所谓强大并没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争夺，那么，谁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

从大说到小，就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存在，也必定是无数前人善良的结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唐末一个逃难者在严寒之夜被拉进了一扇柴门，宋代一个书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场灭绝性的征剿不知被谁劝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开张……这些事情，也都可能远远地与我有关。因此，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们全部唤醒。

我不否认，历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正是在血泊边上的点滴善良，使人类没有退回丛林变为动物，这就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世间很多最初原理都会变成终极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终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佛教的逻辑出发点，倒不是善，而是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苦？因为有很多欲求。而细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世间种种追求，包括人的感觉、概念、区分，都是空相。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无我”、“无常”的启悟，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但问题是，处于早已蒙恶的世间，“独善”的自己已不真实。那就应该解救和引渡众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这一来，对于整个人间，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怀拥抱和融化，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它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的使命。

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从中国民众一次次自发救灾的壮举中才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说，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对于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不可讨论，也不必讨论。它们像星座一样高耀头顶，毋庸置疑，必须绝对服从。

雨果又补充一句：

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当然，不管是星座还是太阳，并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辽阔而多变，接受善良的光照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过程，寻找审美形式，表达震惊、恐惧、怜悯、软弱、无奈，都是以珍惜生命为起点，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标之内。呐喊、诅咒、谴责、揭露，也都与此有关。即便是纯粹描写山水，创造美的形态，也都是对人类感觉的肯定，对居息星球的探询，皆属大爱范畴。

因此，以爱和善良为终极目标，并不会缩小文化的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