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是一个悠长的日子，我来不及盘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哪里嘤嘤钻出这么个尖细声音？即刻，这串字落在记忆里一条丝手绢上面去了。）
　　我又看见了高踞着的海关大钟，那个曾经凭了它那缓慢指针拨动过我的心弦的魔怪。（也是个无慈的家伙！）我甚而看到码头上熙熙攘攘的，巴望由这只轮船捞碗饭吃的人们了，宽边的笠帽下，个个睁大了一双饥饿的眼睛直直鹄立着。但我不敢多向南岸瞭一眼。照临在高高一轮黄澄刺目的太阳之下，不正是我的梦之谷吗？我直可以凭冥想去抚摸那巉岩上的青苔了……
　　（不吧，如果青苔上发见了一个并坐的痕迹——）
　　我无法抑制地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回忆。我想起当那丛山峦为月色染成银灰色的时候。
　　猛然，水上有一只铁钩向我鼻尖砍来。我急忙闪开了身，钩子搭住了船栏。跟着，一只颠簸在飞浪里的小船站着五六条栗色脊梁的汉子，吃力地红涨了脸，肩头各背了草鞋和扁担，顺序沿了钩下的竹竿猴子般向甲板爬来。青的筋，和紫色的肉纹鼓起蠕动着，历历可数。
　　我肃然躲在一旁，（正如我的回忆即刻退闪一样。）守着他们怎样采了毛毛虫的姿势拱着腰，怎样咧着嘴抓那最后的一把。当那只毛茸茸的腿迈过铁栏时，成功的愉快焕然照在他们的脸上了。然后，咂着舌头，把肩上的草鞋卸下，套在跣赤着的脚上，走向舱面“作生意”去了。


　　当我认出最后的一个是位年纪足有五六十的老者（可是同样的愉快布满他那皱纹的汗涔涔的脸）时，我在大自然的面前俯首
　　“哎呀哩？”（阔别五年的熟稔声音又听到了。而且第一个人是他！）
老者喘着气迈过铁栏，也许为了我太注视他了，才张开牙齿残缺的口，问我要不要他替我背行李。他掬了一脸笑来兜我这笔小生意。
　　（“老伯伯，我带来的行李是谁也负不动的呀！”我暗自这样说。）
　　然而，我对他招了手。
　　这时，船身已如螃蟹似地横着移动了。我顾不得看抛锚的壮观，顾不得耳边老脚行的絮絮，却尽倚了船栏，呆呆地向着码头呆望。我只觉得我和眼前那片陆地是一瞬瞬，一寸寸地贴近了，那片土地似还是软滩滩的充满了温情的，向我层层拥来。隔在码头与船身之间，时刻缩窄着的水都咯咯地为这想不到的重聚而笑了。我怎能奈得住！
　　摘下白盔，我狂热地向岸上挥动着，汗珠簌簌地滴了下来。
　　船算是贴了岸。
　　——阿烟，阿烟——
　　人丛中，钻出一个声音，一个熟稔而又生疏了的名字，并有一块白手绢迎着我的视线挥来。
　　我还辨认得出一个人来了，一个穿了整齐西装的青年，仰了头，向我嚷着。
　　我即刻张了双臂向他大声招呼着！他撑了把黑绸汗伞，遮在伞荫下笑嘻嘻立着的一位妇人正是他的母亲，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下，也可说是我的母亲了。
　　（呵，他们真地来接了，我们又在船与岸之间看见了。）
　　她热情地向我扬着臂嚷着：
　　“王来宗套团勒！”（我们来船头看你吧！）
　　恶作剧的船，过于谨慎的船主呵，单单在这神经绷紧的时际，像是有意拓延这紧张局面，却不快快放下扶梯，把我们打发上岸，尽害我们一边俯身，一边仰首，焦灼地嚷着“寒暄。”彼此看得见五官，却数不清各人脸上的皱纹。
　　这时，一个性急或事急的旅客，竟攀了船栏，冒险跃到码头上去了。
　　——乡土的魅力呵，勇敢的游子。
　　心下赞扬着那个急性人，我也奈不住了，把行李嘱托给老者，自己想先跃了下去——
　　一条腿还不曾迈过去，“母亲”早已连声嚷着“埋哪！”（不要呵）制止了。
　　为了顺从一位多年不见的长者，我又缩回了腿，用一个滑稽演员或顽童的表情逗她笑得向她儿子的肩头倚来。
　　扶梯终于在众人争先恐后的拥挤下，为十个壮汉哼咳地抬到路口筑成一座“回家”的桥，我和老者平分了两件小行李，匆匆抢上了岸。
　　脚踏到陆地，我才觉出点眩晕。是神经的亢奋呢，还是太阳晒的我浑身发起烧来？
　　“呵，五年了，整整，不，差十多天五年了！”我和庆云互相抓紧了手，无限感慨地唏嘘着，一面端详着彼此的面庞，像是想试着由那上面读出点什么似的。个子细长，颧骨微高的他，先后做了丈夫和爸爸，却还是那么从容安详。虽是暑天，黑领结依然打得很紧，规规矩矩，永远把生活当成一门刻板功课。
　　“阿烟，阿烟，路上风大吗？你热了吧？”母亲为我殷殷地擦着额间的汗，并把她手里的汗伞举到我的头上，替我遮掩太阳。“阿云接到你的快信喜欢得不像样子。他举着信在楼下就嚷，‘阿娘，阿娘，烟哥要来了。’我真不信，可是，我为你祈祷了神，保佑你一路上平安。我也为你买下芋头了，叫阿云的妻给你煮芋粥。你还记得吗，你爱吃的——”
　　她絮絮地说着。老实说，我没有听得完全，虽然我点着头。我只想倒在她的怀里，一个曾承受并抚眷过我的悲哀的地方。我不只是头晕，到这时我才明白有一个苗条影子我始终不曾忘掉。我尽向四下张望。
　　（是不是在这个码头，我丢掉她的呢？）
　　还是庆云雇好了车，一把将我推上车去的。一看，我那两件行李已分卧在他们脚下了。
　　这时，一只干瘦的手由我车篷后面伸来。
　　啊哟，老伯伯，对不住，我竟忘记了。我尽顾背负我另外的行李，也重得很呢。
　　付了脚力钱，我便坐在一辆破旧然而飞快的洋车上，又在一条溢满了波罗蜜香的海滨奔驰了。车把头上是拴了一只小铃铛（在没有骆驼队走过的南国，车夫只求省喉咙，对这种设备是不大忌讳的。）人群愈簇密，他摇得愈响。于是使得一条很窄的街上，喧哗热闹有如一窝蜜蜂。
　　码头上正挤着卖烟卷的，卖白果的。孩子用脑皮顶了一盘香蕉和新上市的杨桃向着苦力兜卖，肩伕如一串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流犯，脖梗上各压了一口袋米，由高大的栈房喘着气向着码头扛去。
　　拐过临海的邮政局，我又听见清脆的木屐声了，且看到一对对红润的健康的脚。
　　你信不信，我还是初次看见女人的脚，而且，这么白嫩，这么美！
　　胡扯，胡扯，胡扯！不准你摸！
　　真的，北方女人把脚裹成粽子，用比苇叶还厚的布。
　　以后见你这种男人时，我也得用厚布裹起来了。
　　（于是，我们挤在一边咯咯憨笑起来。）
　　“阿烟，阿烟，”声音来得有点像儿时母亲的叫魂，马杓邦邦敲在门扇上。我猛然由甜馨的幻象里堕下，茫然地打了个寒噤。
　　回过头去，母亲正望空指着前面街角一座小白楼，楼窗敞开，似乎还有一个少妇向我们招手，抱在她怀里的婴孩，也在向我们扬着小胳臂。
　　五年的日子庆云没白度，他经营出一个白色的家了。
　　好容易爬上了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露头，一个妇人正在楼口微笑地迎接着我们。我直觉地知道她是云的妻，正如她预先知道来客是谁一样。虽是初面，两年前他们结婚时的照片我是看过的。但如今立在我眼前的，却是蜕了少女那层嫩壳，变成一个干练的母亲见过面后，她慌忙地把叫着“爸”的孩子交给庆云，一直跑进闷热的厨房里去了，很久时候，锅杓的响声代替了她的存在。
　　坐在桌边，我冒着汗吃起那热腾腾然而是我梦想许久了的芋粥，环绕我的是火团似的一家。庆云脸上浮满了微笑，逗着他那小芸，菜摆满了那张红木小圆桌，亏了他们记得我喜欢的那些土物，朱色的海蟹呀，蚝呀，绿得透明的豆荚呀，都重新和我见面了。这个盛宴对我不啻一课五年前在这岛上流浪生活的温习。
　　云抱了孩子，很满足地述说着他的按步就班的“五年”。凭了日夜的攻读和一封洋人的荐书，他终于考进了海关的内勤班。桌边的无线电，墙上挂的曼德琳，和母亲夸说的他最近得了一份储蓄会的小彩，这些统统说明了他
已有了个丰衣足食的收入。每天他去海关很忠实地办六小时的公，回家，在老小的欢笑中，他闲逸地弹起“小夜曲”。看着桌边他那一堆流行电影歌谱，我第一次懂了爵士音乐在现代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