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迁回库区那天还下雨……”

――记忆中总是有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家园。

1956年秋，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出发了。情形有点像凯旋军远征，又有点像当年解放区人民欢送子弟兵，先遣队员们披红戴花，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村道上，大路边，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人们的挥手、热泪、祝福声和羡慕的眼光中，卡车鸣笛上路了。

村村落落，队队卡车，汇集成车的洪流，向西泻去……

先遣队员们有资格骄傲。他们是陕西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几十万农民中的“好儿郎”，获得“先遣队员”称号是不容易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当时的红头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与贫下中农为主，适当吸收部分上中农；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们不在入选之列。制定于1955年9月的渭南地委宣传部《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宣传提纲》中写道：

三门峡水库是咱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对国家和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这叫咱们的人看起来，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咱们的好事情，反革命分子却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

基于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观念，先遣队员的审批必须经过三道程序：农业社讨论通过、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一件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诸如“光荣”、“荣耀”的代名词时，人们的荣誉感便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移民中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争、夫妻相劝踊跃报名的动人场面。仅大荔县杨村，分配名额 154名，报名的就有1087名，其中兄弟相争的105起，妻劝夫者194件。南洛乡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在多次报名不予批准后，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心迹。朝邑县苍西村一个老太太为儿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遣队员”激动得睡不着觉，怕媳妇一个人赶制不出活计儿子走时耽搁了寒衣，一大早起来拐着小脚跑五里路把女儿叫回娘家帮忙缝衣，老婆婆说：“政府叫我们到那里一定比我们这里好，因为自解放以来政府就没说过哄人的话。”

政府在百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弃离家园踏上漫漫西行路。

义和村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土地，这个村首批先遣队员87人，全是三四十岁正当年的棒小伙儿。合作社副主任屈建忠，当年是这支先遣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先遣队员张西育，当年是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不足十八岁的小伙子。屈建忠去，因为他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负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张西育去，因为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长这么大没有离开过陕西，他想要远走高飞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出发的那天他们相当激动和自豪。两位老汉谈起当年的情景：

“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五天路程。途中政府安排得很好，让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等，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最后，我们来到了宁夏贺兰县平吉堡……”

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

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地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义和村人在这片荒滩上搭了两个半草庵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用拖拉机浅浅地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四十亩麦子。他们在此安家了。

……

亲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第一批信息反馈了回来。西平洛村一个青年写信说：“父母亲大人心放宽，你儿住的荒沙滩；鞋底纳密底纳厚，你儿走的石子路。”大面积逃跑开始发生。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 “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

“北路军”长途步行，穿越内蒙古沙漠，翻山越岭，路途艰险，粮断水绝，濒临绝境……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

“逃亡者” 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听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

风波波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一个老妈妈在地里拾棉桃，想起远在宁夏此时或许正在“受苦受难”的独生儿子，一屁股瘫坐在棉花地里，悲声大哭。

另一个老妈妈，疯了，傻了，不吃不喝，满村跑着找儿子，嘶哑着嗓门，叫魂似的一遍又一遍喊着：“儿呀，你回来!……”

一群老婆老头，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乡长骂社干部，手捣着鼻子溅着唾沫星子骂：

“你那时候说有多么好，现在都跑回来了，究竟你们是说话哩还是放屁呢?”

2．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再动员就困难多了。无论如何，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有说服力。

老移民王景仁回忆当年情景说：

“五七年秋又让去宁夏，不情愿去，不行。干部说，‘不去，井你跳去!黄河去跳去!没盖盖子!’派人绑绳把房拉倒，亲戚全家人哭得像泪人儿，就这样，我们一家十几口。母亲、哥哥一家，我带一儿一女(妻已去世)，迁陶乐县……”

不情愿也得上路。当时的情景多少带有点强迫性质，有的躲到亲戚家里，被搜出来；有的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跑回来又被送走。上路时再不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如同办丧事一般，老婆老头们坐上马车的一刹那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拍胸顿足骂移民干部：“哎哟哟，我的催命鬼哟!”

“移民们既舍不得离开祖先的地方，又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心疼地哭着走的！泊子乡张乡长亲自护送本乡移民到宁夏，乡长怕车颠了老婆老汉们，让他们坐卡车前边，自己挨车帮子坐。一到固原以北，荒秃秃的沙漠，老婆老汉们伤心地哭了，坐在车里面对面地骂乡长：‘张乡长、张乡长日你妈，你把我送到你妈的×里去了! ’乡长无奈，又赔笑脸又说好话：‘好伯伯，好妈妈，你甭骂我张永清，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就想起我张永清’……”

大荔县移民干部任茂全如今是位硕健的老人，195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和移民工作结缘，在张乡长挨骂的时候，负责护送移民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心情极为复杂。

到陶乐县要过黄河，移民坐在黄河边就是不愿渡河而去，詈骂声不绝于耳，当然都是对着他们的“冤家”移民干部；移民干部要真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厚着脸皮“迎战”移民的语弹骂雨：“你骂我受，反正我把你送到这儿了!”